本年度用漢文撰寫的藏族文學研究論文與著作，整體上看，數量與往年相差無幾；但從著作質量上來看，呈現可喜的上升趨勢。特別是當代文學方面，眾多的漢族評論者開始反思到底什么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藏族文學？藏族作家的漢文創(chuàng)作到底屬于什么文學？漢文創(chuàng)作是一種什么概念？等等。古代文學方面，由于受到藏譯漢的作品數量的限制，論文數量呈逐年現減少趨勢。但一批受過良好藏漢文雙語教育的藏族學者逐漸成長起來，開始用漢文撰寫研究成果，逐步將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學介紹到了漢文讀者世界。此外，民間文學的搜集與研究數量雖有所減少，但研究深度方面與《格薩爾》史詩的研究相仿，開始逐漸呈現出穩(wěn)健上升的發(fā)展態(tài)勢。

下面分古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民間文學研究和《格薩爾》研究幾個方面進行概述。

一、古代文學評論

本年度藏族古典文學的研究依舊比較薄弱，發(fā)表的漢文論文與著作不是很多。即便如此，依舊有一些漢族學者比較熱心關注《倉央嘉措情歌》的研究與推介工作。此外，一些掌握藏漢語文兩種文字的藏族學者，對藏文文獻《國王修身論》《羅摩衍那》等古代著作作了介紹與研究。下面選擇幾篇論文予以介紹其主要觀點。

仁欠卓瑪的《論象雄·曲旺扎巴的長篇敘事詩〈羅摩衍那〉》（《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一文，簡要介紹了15世紀藏族詩人象雄·曲旺扎巴創(chuàng)作的長詩《羅摩衍那》的情況。作者指出，這篇長詩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著者從《詩鏡》中學到的詩詞理論運用到創(chuàng)造當中，也就是說“羅摩故事”，是運用《詩鏡》理論創(chuàng)作的一部文學作品。《羅摩衍那》整個詩作圍繞著羅剎王劫掠悉多和羅摩結盟猴王拯救悉多的古代史詩故事，但在形式上卻一改原史詩具有的質樸筆鋒的風格，并在詩詞表達上通過多種修飾語和詞句的反復雕飾，達到了詞句優(yōu)美、文風華麗的效果。運用多種修辭格與藻飾極盡表達華麗之能事。

仁欠卓瑪的《藏族傳統(tǒng)修辭理論〈詩鏡〉中的羅摩故事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是另一篇介紹《詩鏡》中“羅摩衍那故事”的文章。該文將藏族詩學理論的奠基作《詩鏡》第二章“義莊嚴”中的第22類“高貴”義莊嚴的三首詩，即第301、302與303首詩作了譯介。

依據米旁·格勒南杰與珠·康珠旦增曲吉尼瑪的注釋，進一步介紹了前二首詩中表達的羅摩殺死十首羅剎楞伽王，以及神猴哈努曼在楞伽島上辨認出羅剎王的故事。同時，作者對比早期敦煌文獻中翻譯的“羅摩故事”中提到悉多被流放后又得到哈努曼的幫助攜子返回王宮的故事，指出兩個故事有著不同的故事來源。

以上觀點，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所引用這三首詩的譯文（藏譯漢），卻是值得商榷的。毋庸置疑，翻譯者翻譯作品是一次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譯文多少會反映作者個人的特性。但是，翻譯內容的正確性卻是每個翻譯者都需遵守的基本前提。這里筆者認為譯者對原詩的理解有不準確的地方，具體可參考黃寶生的譯文。

當然，由于藏族詩學理論在翻譯中的實際困難以及類似的漢文著作文章很少，加上對于詩學理論的翻譯近期才開啟，而且也是近年來才開始翻譯，因此術語尚沒有未達成統(tǒng)一，這也為漢譯者正確理解原文并譯為漢文造成了困難。尤其是修辭格本身的翻譯是個極其復雜的詩學問題，比如就此第22類修辭格來說，到底是“宏壯修飾”還是“高貴莊嚴”呢？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楊毛措的《居米旁大師的王權學說——〈國王修身論〉釋讀》（《中國藏學》第3期）介紹了這部由居米旁降央南杰嘉措創(chuàng)作的“格言”著作《國王修身論》的產生背景，以及創(chuàng)作時間和作品所反映的內容等等問題。首先作者考證該著的“后記”，指出該著是在德格土司昂翁降白仁青的勸請下完成的，并指出該著創(chuàng)作于德格倫珠頂宮殿，于藏歷木羊年正月初十四即1896年開始寫作，于1897年完成。居米旁大師當時大約50歲，正值其學術巔峰。

從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國王修身論》全書共21章1000多首詩，從不同領域和方面討論了如何因地制宜地實踐權力的問題，分門別類地闡述了當權者的施政綱領、處事原則、用人之道、道德規(guī)范、習得行為等問題，尤其對德格土司應該怎樣處理君臣關系、政教關系、師徒關系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措施。在創(chuàng)作基礎方面，該作題跋忠實地記錄了居米旁大師參考借鑒的一些文本，強調了這部經典是在參考印度的《金光明經》等各類佛祖教誨、龍樹大師的格言著作以及《薩迦格言》和藏族歷代法王各類遺著等哲理著作的基礎上完成的。

此外，尚有不少討論《倉央嘉措情歌》的詩學特點以及幾種漢英譯文差異的文章，由于討論內容與往年比較相似，在此不作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