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當代文學評論

本年度，當代漢文創作的評論方面，大量的文章依舊討論阿來的《塵埃落定》及其其他小說創作。不過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對于漢文詩歌創作的關注也開始呈現增加趨勢。此外，也有人關注次仁羅布最新的長篇小說以及江洋才讓和扎西達娃的小說特點。以下簡要介紹幾篇有特色的評論文章與著作。

徐寅的《邊界的想象——試論藏族漢語詩歌的嬗變》（《名作欣賞：評論版（中旬）》第11期）一文概括剖析了藏族當代漢語詩歌創作的成因以及創作特色。作者認為當代漢語詩歌的創作者承襲了傳統藏族詩歌的特點源泉，即口頭歌謠、傳統文人創作以及長篇史詩《格薩爾》等的內容與手法，同時也繼承了新中國成立后漢語詩歌創作前輩的創作特點，如初期的擦珠·阿旺洛桑、桑熱嘉措、恰白·次旦平措等人。他們的作品多為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新生活，以及表達對黨以及毛主席感恩愛戴之情的詩作。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詩人，像伊丹才讓、饒階巴桑、格桑多杰、丹真貢布等，也都在漢語詩歌寫作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驗實踐與探索。

正是基于如上傳承，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詩人如阿來、列美平措、班果、桑丹、唯色、梅卓等為代表涌現出的藏族漢語詩人，真正使藏族詩歌具有更廣泛的表意與抒情功能。他們接觸到西方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各種文藝思潮，自覺嘗試運用這些文學手法來進行漢語詩歌的寫作，同時，站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高度，反思族裔傳統與文化，思考族裔未來的發展。這些都為藏族漢語詩歌的發展帶來全新活力，藏族詩壇出現一個全新的局面。這些詩人的創作徹底擺脫頌歌的模式和“言志”的激情，利用傳統藏族詩歌寫作中重“隱喻”的特征，借助特殊意象如“牦牛”“石頭”“群峰和大山”“草原”“雄鷹”的選擇，建立起了全新的詩歌審美。

安少龍的《大夏河畔：有一個世界叫桑多——扎西才讓詩集〈大夏河畔〉的“地域性”意義》（《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第６期）評析了2016年新出版的青年詩人扎西才讓的漢文詩集《大夏河畔》的特色。作者指出，作品分為“大夏河”“桑多山”“桑多鎮”“桑多人”“桑多魂”五輯。首先，每一輯中的作品表面上看來都有統一的主題，從中可以窺見這是一個地域性詩歌文本的寫作風格。同時，它也體現了一個詩人的文化自覺以及對于“地域性”的詩歌意義上的擔當。其次，詩人以桑多地方的“河”“山”“鎮”“人”“魂”五大意象作為地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和精神內涵。其中的精神與物質層面水乳交融，循環往復，構成了一個地方的生命史。但事實上，在突破詩人自我個體意義上，它又反映出了超越地域性的特色。

此外，這部詩集還以神圣與世俗、歷史與現實以及故鄉與鄉愁等作為歌頌的主題，傳達出了詩人非凡瑰麗的創作才華。其語言具有個性鮮明的風格：箴言體的句式，或禱詞與頌辭風格。詩句簡潔有力，莊嚴、曉暢，對事物的陳述果決明了，不容爭辯，如同祭司的宣示。總之，其詩歌營造出了“桑多”這一特殊的地域性文化主題。

祁發慧的《第三代藏族漢語詩歌寫作主題論析》(《貴州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扎西才讓、阿頓·華多太、曹有云、江洋才讓、那薩、德乾旺姆、嘎代才讓、德乾恒美、白瑪娜珍等第三代漢語詩人的詩作為對象，討論了他們的寫作生態和精神內涵。作者從他們詩歌中捕捉到的三個主題意象即風景流變、高原生命與神圣性空間出發，評析了這一代用漢語創作的詩人的心靈體驗與感受。

剖析各種原因，作者認為，第三代藏族漢語詩人的經驗構成因時代語境的變化而略顯復雜，他們始終行走于兩種或更多的文化傳統、地理和人文景觀之間的相互參照之中，他們的寫作主題也隨之在擴散和多元化。特別是工業化進程對中國鄉土生活的沖擊，使得藏族地區傳統的鄉土社會受到了來自漢語社會和全球化本身的雙重沖擊，這樣的沖擊大大觸動了藏族知識分子對原鄉的追思和對傳統文化斷裂的哀傷之情，這些情緒中傷痛之情也成為第三代寫作者的創作基石。而作為他們的生存環境高原，是個體生命產生的本源與根基，也是生命為之尋找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一種家族性與親緣性。因此藏族詩人與高原風物的關系是互動的，它們既是詩歌內部必不可少的元素與詩人情感的圖騰，也是對藏族傳統文化的展示和對自我、對社會以及人類生存處境的省察。最后，藏族詩人筆下的土地總是伴隨著一種宗教遐想和自我指認。正是這樣的一些因素，造就了這一代詩人們創作的漢語詩歌的魅力。

小說評論方面，如上所述，一如既往呈現出比較熱鬧的景象。在此限于篇幅，僅介紹近年才受到關注的小說家江洋才讓作品的評論與次仁羅布最新長篇《祭語風中》的評論。

雷慶銳《生命個體的孤獨存在——論江洋才讓〈灰飛〉中的孤獨意識》（《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第２期）認為，江洋才讓是中國當代文壇一位卓爾不群的藏族作家，無論是他的詩歌、散文，抑或是小說，都致力于對人類內心世界的關注和對人性的挖掘。在長篇小說《灰飛》中，江洋才讓通過精致的意象設置和多元的修辭手法書寫了人類存在的孤獨感，滲透著一種命定的宿命觀。江洋才讓在《灰飛》中關于孤獨意識有意或無意的訴說，為我們深刻地理解人性、社會及時代提供了完美的素材，他從孤獨中折射出無窮豐富的人生內容，演化出異彩紛呈的人生悲喜劇。

作者認為，江洋才讓長篇小說《灰飛》中深刻表現的人類存在的孤獨意識，不同于薩特的“他人即地獄”，也絕非尼采的“人生苦難說”，更沒有其他作家筆下孤獨者的放逐、死亡與焦慮，他把孤獨看作是生命的常態，以平和的心境坦然地面對孤獨、接受孤獨、守望孤獨，試圖在孤獨中獲得自我救贖的人生存在。他將藏民族的文化融合于新的時代觀念與自身的生命體驗當中，將孤獨意識滲透到文本當中，使形而上的生存思考具化為鮮活的生命個體，從而透現出他對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態的理性思考。

馮清貴的《藏地敘事的民族審美建構——論次仁羅布的長篇小說〈祭語風中〉》（《民族文學研究》第2期）認為，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是一部具有藏地民族志風格的長篇小說，也是作者對地方性知識、族群記憶的深度描寫。作品既有根植于民間傳說、宗教儀式、口頭歌謠的精神原鄉呈現，又有藏地現代化過程中的民族心理嬗變、社會改革及文化變遷描述。小說通過本土信仰的深描與還原、傳統文化的復魅與尋思、族群歷史的自述與呈現、民族身份的固守與超越，書寫出獨具地方性知識的精神空間與多元文化的共生譜系，傳達出信仰與救贖、堅韌與包容、悲憫與正義、耐勞與和諧等人類的高貴品質，在文化趨同化和精神碎片化的時代背景下，提供了治療現代性精神危機的族群敘事。

其他如林瑞艷的《宗教時空觀與扎西達娃新時期小說敘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４期）、李尊云的《次仁羅布小說女性形象分析》（《淮海工學院學報》第７期）等也是具有特點的評論文章，由于限于篇幅，在此不贅述。此外，在著作方面，有以下成績。

徐琴的《文化身份的建構與書寫——當代藏族女性文學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一書，以女性作家在創作中突出的民族身份意識為基點，討論了幾位藏族女作家央珍、格央、白瑪娜珍、梅卓、尼瑪潘多、亮炯·朗薩等人的小說；塔熱·次仁玉珍、格央、白瑪娜珍、梅卓等人的散文；以及唯色、白瑪娜珍、梅卓、桑丹、德乾旺姆、完瑪央金等人的詩歌創作。

作者從20世紀80年代“西藏文學”（西藏自治區藏漢作家的漢語創作）和藏族傳統社會中女性身份與地位出發，討論了當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漢語創作中所具有的女性身份的覺醒意識，以及在現代化多元語境中當代藏族女性作家漢語創作中表現出的困境、憂思、民族文化的張顯與多元情感的表達。

于宏、胡沛萍的《當代藏族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一書，從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創作中分類并列舉出六種女性形象，即“受難—反抗形象”“天使形象”“尼姑形象”“地母形象”“知識女性形象”和“打工女性形象”。作者認為這些形象實際上源自藏族傳統文化中的三類女性形象：神女、圣女形象，忠貞、善良的平凡女性形象，具有反抗意識和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此外，她們的出現還與當代藏族社會的變遷不無關系。比如“受難—反抗形象”中的女性角色，除了受到了傳統小說如《勛努達美》中女性特點的影響以外，還與西藏的解放歷史及社會的變遷聯系緊密，等等，著者逐一分析了這些女性形象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