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

本年度的元明清藏史研究，因元代研究增多和清代研究減少而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

元

年，闊端與薩班在涼州舉行會談，之后薩班發表《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促成了西藏歸附，從此，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2017年是涼州會談770周年，為了紀念這個中華民族史上的盛事，2017年10月，由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甘肅省武威市人民政府聯合承辦的“紀念涼州會談77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甘肅省武威市舉行。來自北京、江蘇、西藏、甘肅、四川、陜西等地30余名專家學者圍繞“涼州會談的歷史及意義”“元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蒙藏關系史研究”“武威地區相關歷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等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相關成果也陸續發表，推進了元代藏史研究的進展。

張云在《涼州會談及其歷史意義》（《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從闊端對西藏的經營方略、薩迦班智達的個人稟賦與精心準備、薩班伯侄的行程與活動內容、薩班與闊端的密切互動等幾個方面回顧了涼州會談的來龍去脈，并就其中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文章對涼州會談多方面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進行了總結，認為涼州會談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其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是西藏地方納入大蒙古國暨元朝中央王朝行政管轄之下；其次是對中國西北部地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刻影響；第三是涼州會談成為蒙藏民族關系的歷史開端；最后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北傳的重要一步。

李德成的《從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到忽必烈〈優禮僧人詔書〉》（《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深入解讀了涼州會談后薩迦班智達所撰《致蕃人書》和其后忽必烈頒賜給八思巴的《優禮僧人詔書》，并從前后呼應，在實現統一的歷史大業中發揮了各自的歷史作用；前后相繼，確定了當時歷史條件下薩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領導地位；前后助力，推動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前后規誡，推動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的政策；前后貫通，推進了蒙藏民族關系發展，促進了藏族與我國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前后接力，推動形成了藏傳佛教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等六個方面探討了“書信”與“詔書”的重要意義，指出這兩部重要文獻一脈相承，關聯互動，順應祖國統一之大勢，順應安居樂業之民心，共同為實現和維護祖國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3世紀蒙古推進統一的過程中，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應蒙古汗王闊端召請到涼州會談，促成了西藏和平歸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班瑪更珠的《論薩迦班智達的家國情懷——再讀〈致蕃人書〉和〈薩迦格言〉》（《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以薩迦班智達歷史性的《致蕃人書》及膾炙人口的代表作《薩迦格言》為例，嘗試性地從作為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作為地方領袖的擔當精神、作為謀略家的招撫藝術、作為代理人的實踐意識等方面分析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中的家國天下，從贊仁君、貶暴政，輕徭役、薄賦稅，選賢才、任能人等幾個方面探討了《薩迦格言》中的政治思想，指出薩迦班智達在其中展現出來的家國情懷和歷史擔當，使他在關鍵的歷史時期作出了偉大的選擇。

元代，中央政府曾賜予西藏眾多僧俗首領各種稱號與代表其相應權利地位的各式印章，每一枚印章后面都有一段歷史。謝光典在《“統領釋教大元國師”印考釋》（《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就保存于西藏博物館的兩枚“統領釋教大元國師”青玉印進行了研究。通過版本校勘與審音勘同，文章認為，元廷賜給噶瑪噶舉黑帽第四世活佛若貝多吉、薩迦細脫拉章的貢嘎仁欽，以及拉康拉章曲吉堅贊貝桑波的印，三者都應釋讀為“統領釋教大元國師”印，因此不一定像蔡美彪與照那斯圖所說該印非八思巴與其弟亦憐真莫屬，反而若貝多吉等三人更有可能。文章最后認為，“大元國師”是“統領釋教大元國師”的簡稱，其地位應比“灌頂國師”“靖國公”至少高一級，僅次于帝師。從人數來看，元朝授予西藏高等僧侶階層的“大元國師”之號絕大多數都來自薩迦款氏家族成員。

元朝時期，南宋末代皇帝趙顯被遣送到西藏薩迦寺，這一歷史凸顯了西藏地方薩迦政權在統一全國進程中的作用及宋元時期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車明懷在《南宋末代皇帝趙顯在西藏活動的歷史及其影響》（《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對趙顯在西藏學經、譯經及其歷史貢獻進行了介紹，指出由于元代特殊的民族和政治關系，趙顯的事跡在漢文文獻中卻非常少見。與此文主題相近的是帕毛多日杰的《“合尊法寶”的身份及其作品考辨》（《西藏研究》第3期），該文對南宋少帝趙顯，即合尊法寶的身份及其作品進行了考辨。文章在梳理合尊法寶的身世經歷的基礎上，指出當前學界考辯證實的合尊法寶的譯著主要有《因明入正理論》和《百法明入論》兩種，被列為藏地192名譯師的名錄之中以貽后世。

明清

本年度涉及明清時期有一部著作與大家見面，即鄒立波的《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該書在綜合中央政府與土司地方視角的同時，主要從嘉絨藏族的本土視野出發，圍繞嘉絨藏族土司之間的關系，從多層面深入剖析了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系。全書既重新審視和探討了明清時期中央政府治理西南邊疆土司區域的策略、嘉絨藏族土司關系的特點及其演變趨勢，又揭示出兩者間復雜的內在互動關系，為土司問題的研究開拓出新的思路和空間。

明代研究方面，主題涉及明代治藏方略和茶馬互市等經濟文化關系方面。從研究狀況來看，這個時期的研究論文相對較少。劉永文、齊玲玲、王令梅的《大應法王札實巴考論》（《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就涉及明代治藏方略的實施。由于明朝“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使得諸多藏族地區首領有明一代接受冊封，有了“法王”的名號，其中大應法王就是一例。文章對大應法王札實巴的生平和相關事跡進行了考述，指出出身安多藏族地區珍珠族的札實巴，為洪武間被授為都綱的珍珠族僧人端月堅藏的三世傳人，師從札巴堅參，成化四年九月由承襲禪師“加以法王名號”，成為“大應法王”。札實巴駐錫大慈恩寺并擁有下院廣濟寺，在京參與佛事活動，上奏章維修陜西弘化寺，乞請寺田佃戶。生前待遇優渥，死后建塔厚葬。文章認為，朝廷的政策、札實巴的待遇和行為雖然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明朝統治者充分考慮國家軍事、經濟實力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揮佛教僧人和宗教領袖在藏族地區社會中特殊的地位和影響，通過優禮籠絡藏僧和宗教領袖強化對藏族地區的管理，此方略是切實可行的。

清代藏史研究方面，主要是清中央治藏和西藏政局變化，同時有專門研究亞東關的論著。

清初，康區東部打箭爐一帶在歸附清朝后又被蒙古和碩特部控制，當地政治軍事格局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變以往對和碩特部的策略及態度，決定在打箭爐一帶采取軍事行動，此即世紀之交的“西爐之役”。趙心愚的《清初康區的政治軍事格局與世紀之交的“西爐之役”》（《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討論了“西爐之役”前后當地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指出經“西爐之役”，清軍大獲全勝，從此直接治理雅礱江以東地區，清治藏策略亦出現重大調整。

清雍正時期，在平息策妄阿拉布坦叛亂和羅卜藏丹津叛亂后，清中央政府認識到西藏僧人干預政治、政權與教權相結合的種種危害，于是將西藏地方行政權高度集中于地方上層貴族頗羅鼐手中，并設置駐藏大臣監督頗羅鼐和西藏宗教活動，同時遷離達賴喇嘛以剝奪其世俗政治權力，嘗試政教大權的分離。李永強的《試探清雍正時期對西藏政教分離的嘗試》（《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對這次嘗試的前因后果進行了闡述和分析，認為由于行政權力高度集中使整個政治權力結構中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以及對藏政教分離、兩頭并立的舉措缺乏遠慮和配套政策，最終導致了這種政治制度的嘗試最終失敗。

關于駐藏大臣的研究相對較多，成果也較為突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大臣容易被忽視。康欣平的《整飭、因循與茍且：駐藏大臣訥欽籌藏探論》（《西藏研究》第1期）和《晚清駐藏大臣文海籌藏析論》（《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就對訥欽和文海在任期間的籌藏情況進行了介紹，指出訥欽和文海籌藏主要還是以因循守舊為主旨。文章認為，訥欽籌藏，一方面頗想有所作為，進行了整飭弊政、樹立新風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在籌藏中亦表現出因循守舊甚至茍且的一面。而文海反對在德格等土司進行改土歸流，強調不能由朝廷開啟整頓藏務而生事端，對第穆案時堅持因循舊例，對博窩案的處理顯示出的強硬主張等事例，說明文海籌藏時的因循守舊維護了朝廷的權威。

晚清政府在四川招募、訓練駐藏新軍，哥老會成員大量參軍，后經發展，勢力遍布軍中。劉麗玲的《哥老會與晚清西藏變局》（《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對晚清西藏變局中哥老會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最初利用軍隊欠餉問題，組織、煽動各地駐軍嘩變。其后又打起革命的大旗，全面掌握西藏軍政大權。而哥老會及其裹挾的軍隊，不僅大肆搶掠公私商民財物，更公然圍攻色拉寺，致藏漢兩軍開戰，西藏當局借機全面驅逐漢族軍民，給西藏政局帶來長久不良影響。作者認為，將西藏局勢潰爛的主要責任全部推到哥老會身上是片面的，但作為引發清末西藏亂局的始作俑者，哥老會對動亂帶來的災難，乃至對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長期割裂、失和，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亞東關研究。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外國人控制下的中國海關管理體系正是這一社會進程的縮影，也是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真實寫照。梁俊艷的《清末民初亞東關稅務司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在梳理亞東關的開埠和清廷對亞東關的管理的基礎上，以戴樂爾、好博遜、孟國美、韓德森、巴爾、張玉堂、汪曲策忍等歷任稅務司的作為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亞東稅務司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作用和局限。作者認為，中國西藏亞東關稅務司的身份、角色決定了他們的雙重性，既有為外國主子掌控中國海關貿易、殖民和掠奪中國服務的一面，也有履行職責、服務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交流的一面。這后一點在晚清中國封建社會衰落、邊疆危機加重的情況下，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張永攀的《從帕里到噶倫堡：清末西藏亞東關初建與近代西藏關貿肇始》（《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西藏亞東關從一開始就和英帝國與清王朝結合在一起，其命運也與清英雙方及西藏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沉浮。開關伊始，清王朝希望通過亞東關加強對西藏地方的治理，而西藏地方則始終不樂意在傳統商路上增加這一近代關貿管理機構。英帝國則希望通過亞東關向西藏滲透經濟和政治利益，更深程度上侵略中國邊疆。亞東關從1894年設關通商后，戴樂爾成為首任稅務司，其在亞東關貿的發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卓木人”基本壟斷了從帕里到噶倫堡的商貿之路，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亞東開關起初商貿量極少，關貿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