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理

本年度，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地理方面。

古代交通方面。霍川、霍巍的《漢晉時期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歷史意義》（《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指出，從西藏的相關考古新發現來看，西藏西部地區早在漢晉時代其文明發展的程度便已經較高，絕非后世文獻所描述的“蠻荒之地”。它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與西域新疆、中亞、南亞次大陸等地有著密切聯系的區域性政治、文化、商貿中心，不僅可在當地“酋豪”所掌握的地方性資源（如黃金、羊毛、鹽、香料等）和上述地區進行廣泛的交流與貿易，而且還可以推測這一區域還已經和中央政府建立起了某種朝貢關系，可以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賞賜。茶葉、絲綢、黃金面具等高級的奢侈品已經通過各種渠道輸入當地以供“酋豪”們享用。而這一切都顯示出，漢代開通的陸上絲綢之路，幾乎在同一時期或稍晚（漢晉時代）也已經和西藏西部相連接，成為從西域新疆通向阿里高原的一條重要支線，形成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了吐蕃時期，這條道路被納入更為廣闊的對外交流網絡之中，成為吐蕃出入中亞、南亞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在物質交流、宗教傳播、人員往來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唐蕃古道是連接中原唐朝與西藏高原吐蕃政權的交通要道，根據《新唐書》等歷史文獻，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唐蕃古道主干道，而根據考古發現，還可勾勒出南、北兩條次干道以及各條支線。余小洪、席琳在《唐蕃古道路網結構的考古發現與重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中依據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構建了唐蕃古道的路網：由主干道、次干道、各條支線共同組成的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文章指出，唐蕃古道主干道，即文獻記載的官道，沿途建有驛站等設施。其大致線路為：長安（西安市）—鳳翔（鳳翔縣）—隴州（隴縣）—秦州（天水市）—渭州（隴西縣）—臨州（臨洮縣）—蘭州（蘭州市）/河州（臨夏市）—鄯州（西寧）—赤嶺（湟源日月山）—大非川（共和縣）—眾龍驛（稱多縣）—截支橋（玉樹市）—野馬驛（聶榮縣）—合川驛（那曲縣）—農歌驛（拉薩羊八井）到達邏些（拉薩市）。北干線，指鄯州（西寧）到沙州（敦煌）的道路，包括兩條支線，其一，鄯州（西寧）—甘州扁都口（張掖民樂）、肅南—肅州（酒泉市）—瓜州（酒泉市）—到沙州（敦煌）；其二，鄯城（西寧）—赤嶺（湟源日月山）—吐谷渾伏俟城—都蘭—沙州（敦煌）。南干線，指玉樹經藏東到拉薩的線路。大致線路為：玉樹—四川石渠、爐霍、道孚—昌都察雅、芒康—工布江達—林芝—拉薩。包括三條支線：其一，邏些（拉薩）—吐谷渾或黨項（甘青川交界地區）—白蘭（青海玉樹/果洛、四川阿壩）—松州（四川松潘）；其二，邏些（拉薩）—“多康六崗”（西藏昌都）—截支橋（青海玉樹）—“鄧”（四川石渠）—爐霍（四川爐霍）—道孚城堡（四川道孚）地區；其三，邏些（拉薩）—林芝—工布江達—西藏察雅、芒康—江達—四川石渠—青海玉樹。作者還根據唐蕃古道的線路變遷將其概括為早中晚三期，認為唐蕃古道線路的組成與變遷，深刻反映了唐、吐蕃之間的政治、軍事、文化交流。

唐蕃關系中，除了相互之間的軍事征伐，同時也有常年的友好往來，其中多次會盟為彼此之間的了解、交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蕾、劉滿的《劉元鼎入蕃路線河隴段考》（《敦煌學輯刊》第2期）一文，就821年唐使劉元鼎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結盟于京師西郊后，又與其同赴吐蕃就盟的路線進行了考析。文章根據兩《唐書·吐蕃傳》中劉元鼎入蕃路線的記載，展現了河隴地區溝通中原與吐蕃之間的路線圖，在此基礎上對劉元鼎從蘭州至河州過黃河的地點和路線進行深入探討，認為劉元鼎是從今小川渡口過黃河至左南城再前往龍支城；最后又討論劉元鼎兩次渡過湟水的地點，分別是在小晉興城與白水軍、綏戎城即今湟源縣，以及具體的經行路線。文章最后歸納了劉元鼎使入吐蕃的路線，即從長安出發經成紀→武川→臨州→蘭州→廣武梁→小川渡→左南城→龍支縣→鄯州→鄯城縣→臨蕃城→白水軍、綏戎城→定戎城→天威軍、石堡城、振武軍→赤嶺這一條河隴地區的唐蕃古道。

歷史上內地與西藏之間的交通，自唐以來主要有青藏道和川藏道，不同時期所倚重者也有不同。到了明朝，前期使臣入藏以青藏道為主，中后期則以川藏為主。李淮東的《明代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動為中心的探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指出，盡管古代交通中地理環境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明代漢藏交通的發展似乎體現出地理環境因素對漢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在不斷減弱，分析發現，當時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主要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制約，軍事活動、藏傳佛教的傳播也影響了道路的興廢，由此形成了青藏道和川藏道的不同命運。而西域道和滇藏道，只在特定使臣入藏活動中體現出來，沒有被明朝政府長期使用。作者認為，明代漢藏交通道路的興衰演變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這種變化為后世漢藏交通奠定了基礎并產生了深遠影響。

古代地理方面。崔永紅在《唐代青海若干疑難歷史地理問題考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中，對唐代大非川驛、大非嶺、威戎軍、安人軍、白水軍等的現今位置作了初步的考證。作者首先通過實地考察，指出興海縣子科灘鎮大河壩村的賽日涌（一作賽日云）灘上的大河壩營盤古城即唐代的大非川驛站，大河壩河上源一帶（班禪玉池附近）的小山可能是大非川之戰中薛仁貴讓郭待封駐守輜重的地方，而大非川戰場的位置則在大河壩河上游地區。關于青海省境內唐威戎軍、安人軍、白水軍的所在地，文章認為將威戎軍確定在今門源縣境較為適宜，不過其址不在今縣城，而應在縣城北約20里處北山鄉的金巴臺古城。另外，安人軍址應在今海晏縣三角城，白水軍駐扎今湟源縣。

悉立是喜馬拉雅地區比較古老的地名，在藏文文獻中被稱作“??????”，早在敦煌藏文文獻中就已經出現：705年悉立背叛吐蕃，709年悉立王被擒。達瓦次仁的《悉立考》（《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通過梳理相關歷史文獻，認為古代悉立位于今天尼泊爾木斯塘下部(南部)。今天的洛門塘主要由上部和下部組成，其中上部洛域是指中尼邊境至凱麥（??????）地域，主要由洛措頓構成；凱麥以下至塔克（??）是下部洛域，主要由宇卡糾尼（??????????????）和宇卡額（????????）構成，其中前者是古代悉立的政治中心，后者即古代悉立的南部地區。

在藏族傳統的地理文化中，素有“衛藏法區、朵堆人區、朵麥馬區”的說法，石頌、劉歡在《康區被稱作“人區”考——兼對藏文史籍中“黑頭人”概念的考察》（《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認為，康區之所以被稱作“人區”，和藏文文獻中的“黑頭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傳說密切相關。文章先后梳理了藏文文獻中三種有關“黑頭人”的記載，在此基礎上指出傳說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區。而康區被作為“黑頭人區”的說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紀藏地三區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認同上已達到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