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研究

本年度涉藏政治研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由于 201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關于長征時期紅軍在藏族地區的活動也出現了一些新成果。第二，關于西藏和四省藏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對于治理頂層設計、宏觀制度、微觀制度的研討都有所推進。此外，基層治理研究的深入發展是一大亮點。第三，關于西藏和四省藏區治理政策研究更加偏重于現實性問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當前中國共產黨的治藏方略和治理政策探討上，注重研究對實踐的指導意義。第四，涉藏反分裂和社會穩定問題研究更加呈現學理化發展的特點，出現更多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區社會穩定深層次規律的學術成果。第五，涉藏外事研究領域不斷擴大，不僅更加注重研究國外對西藏的政策、態度、認知，而且更加關注西藏自身如何借助“一帶一路”整體戰略提升自身在世界中的站位，彰顯了西藏更加開放和自信的心態。第六，涉藏軍事研究有一定進步，一些新史料的運用深化了對于歷史上藏族地區軍事歷史和制度的認識。

（一）紅軍長征時期在藏族地區活動研究

在紅軍長征勝利 80周年的特殊年份，藏學界對于紅軍長征時期在藏族地區活動的研究也有相應的推進。這方面研究具有明顯的特點：一是出現一些集中探討紅軍長征在藏族地區活動的文集和專刊，比如《中國藏學》第 3期專門開辟“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80周年專欄”，集中探討紅軍經過藏族地區時的歷史，特別是開展的政治軍事活動和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等；二是研究主題和范圍更加廣泛，涉及紅軍長征過程中的統戰政策、宣傳活動、民族關系、“擴紅”行動等，立體展現了長征時期紅軍方方面面的活動。

黃維忠、格桑卓瑪、王文長主編的《紅色記憶——紅軍長征在藏族地區及其當代啟示》（中國藏學出版社）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論述了紅軍長征在藏族地區的活動及其意義。該書回顧了紅軍長征經過藏族地區的大致歷程，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民族政策在藏區的探索和實踐過程，并研究了藏族各界人士對于紅軍長征勝利作出的貢獻，以及紅軍長征對藏族地區的深遠影響。該書還論述了紅軍長征對當代的啟示，特別是長征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實踐歷程的現實意義。

楊堅贊、姜驍軍《長征時期黨在川康藏區民族工作的實踐與啟示》（《紅旗文稿》第 18期）一文回顧研究了長征中黨的民族工作和涉藏工作政策。提出在經過川康藏區時，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包括堅定主張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幫助少數民族建立革命武裝和政權、開展對民族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作者認為這段歷史對于做好新時期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啟示，即必須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必須不斷加強和改進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

格桑卓瑪、沈紅宇、張小敏、劉俊波的《藏族群眾對紅軍長征勝利的貢獻》（《中國藏學》第 3期）研究了長征時期藏族群眾對革命事業和紅軍軍事行動的支持。該文認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過藏族地區時由于嚴格執行黨的各項民族政策，贏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擁護。藏族的普通群眾和很多開明的上層人士從人力、物力及道義上采取各種方式支援紅軍，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文章從充任翻譯、向導，搭起紅軍勝利的橋梁；成立地方武裝，維護秩序、平定叛亂、配合紅軍作戰；支援糧食、發展經濟，解決紅軍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藏民參軍，為紅軍補充優秀兵力；救護傷員、保護紅軍；運送物資、鋪路搭橋等其他支援紅軍的活動六個方面對藏區群眾對紅軍長征勝利的重大貢獻作了詳細論述。

何潔的《長征時期漢藏民族關系的深化發展及其對藏區社會的影響研究——以四川藏區為例》（《中國藏學》第 3期）從民族關系的角度，論述了紅軍長征的偉大政治意義。該文認為，紅軍在四川藏區期間，積極、妥善處理與藏族地區廣大群眾、上層人士的關系，漢藏民族交往進一步加強；積極幫助藏族地區群眾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民族自治政權，努力建構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關系；四川藏族地區人民群眾給予紅軍巨大的支援和幫助，對保存紅軍實力、支援紅軍北上作出了巨大貢獻。長征進一步加強了四川藏族地區漢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漢藏兩族的友好關系，對四川藏族地區社會的政治、社會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朱曉舟的《紅軍長征在康區的“擴紅”宣傳及其成功原因試探》（《中國藏學》第 3期）研究了紅軍長征中的宣傳政策，特別是“擴紅”宣傳。該文認為，紅軍長征時面對漢藏隔閡、國民政府的“反宣傳”、嚴酷的自然環境等困難，積極開展了“擴紅”宣傳工作。紅軍通過建構“認同”以獲取藏族民眾的支持，通過談判、合作、俘獲、感化等方式爭取土司頭人與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康區社會的各方勢力，推動了紅軍順利通過康區。同時，由于康區的社會生產力限制、紅軍人數眾多等原因，藏族民眾為了紅軍的順利北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黃天華、金立葉的《長征時期中共對藏族上層人士的統戰及其重要影響》（《中國藏學》第 4期）研究了紅軍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針對藏族上層的統戰政策。該文認為，紅軍經過藏族地區時，對藏族上層人士開展了細致入微的統戰工作，雙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為后來新中國鞏固對民族地區的管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順利解放西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王川《1936年紅軍長征在康區白玉的歷程及其意義》（《中國藏學》第 3期）論述了紅軍長征進程中在康區特別是白玉縣的經歷，以及彰顯出來的歷史意義。該文認為，紅軍在白玉縣境內基本沒有遇到敵對勢力的阻擊，是紅軍長征在四川省內、在甘孜地區最為順利的時期之一。紅軍在白玉縣境屬于長征的后期，已勝利在望。白玉藏區人民為支援紅軍，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而紅軍在白玉，也檢驗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與群眾路線，得到了白玉藏族等各族群眾的大力擁護與支持。卓有成效的群眾工作，對紅軍克服困難、化解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保障了紅軍順利北上并實現主力部隊大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