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涉藏外事研究

伴隨國家整體對外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以及西藏持續的發展穩定和改革開放，本年度涉藏外事研究出現較大程度的推進，在各個分支領域都出現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涉藏外事研究主要圍繞四方面展開：一是國外涉藏政策研究，主要是美國、印度等主要涉藏國家的相關政策，偶有其他國家涉藏政策研究成果出現；二是國外涉藏輿論斗爭態勢研究，主要是對國外主流媒體和有影響力的自媒體涉藏宣傳報道的討論；三是國外特別是西方人的西藏觀研究，主要涉及西方人對西藏的錯誤知覺及其來源；四是西藏主動對接“一帶一路”相關研究。

程早霞《雪域諜云——美國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動》（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以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前身戰略情報局從 20世紀 40年代到 70年代圍繞涉藏事務開展的一系列秘密行動為中心，論述了這段歷史時期美國西藏政策的演變歷程。該書認為，美國在傳統上一直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開始對其西藏政策進行全面評估，《十七條協議》簽訂前后曾秘密策動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20世紀 50年代中后期一度考慮承認“西藏獨立”，但最終為了自身戰略利益選擇放棄對西藏武裝分子的資助。該書還對中國學界研究中美關系與“西藏問題”的現狀以及美國學界關于中情局插手中國“西藏問題”的著作進行了述評。

張皓《1949—1952年蘇聯對中國西藏和平解放的態度》（《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2期）研究了蘇聯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簽訂和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等歷史事件中的政策態度。該文認為，在《十七條協議》簽訂前后，蘇聯在外交和輿論上支持中國西藏和平解放，贊同并援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對于《十七條協議》所規定的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蘇聯表示支持；同時，它建議在西藏實行民族自治，并試圖通過援助中國修筑西藏西部道路之機發展在亞洲高原的勢力。而中國政府雖然尋求蘇聯的支持，但是基于中國國情、國家統一和西南邊疆安全的考慮，中國政府做出了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從西藏驅逐出去、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有力舉措。

程早霞、閆金紅《1959年西藏叛亂后勞威爾·托馬斯及“美國緊急救助西藏難民委員會”涉藏活動探析》（《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3期）研究了美國人勞威爾·托馬斯父子進藏活動及在美國政府和流亡藏人中間牽線搭橋的作用。該文提出，早在 1949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評論員勞威爾·托馬斯及其子小托馬斯進入拉薩并與達賴喇嘛等會談。回到美國后，托馬斯父子向美國總統、國務卿就其西藏之行做了匯報，此后勞威爾·托馬斯一直致力于支持達賴喇嘛的活動。1959年達賴喇嘛叛逃印度后，一批藏族人隨后進入印度、尼泊爾等國。與此同時，以勞威爾·托馬斯為主席，國會議員等知名人士為副主席的“美國緊急救助西藏難民委員會”在美國成立，并與印度國會議員擔任主席的印度“中央救助委員會”及達賴集團密切合作，由此建立了美國、印度與達賴集團間暢通的溝通渠道。

溫強《杜魯門政府“西藏問題”國際化戰略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研究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杜魯門當局謀求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圖謀及其失敗的原因。該文認為，中國革命在大陸的順利推進，促使杜魯門政府重新審視西藏在對華政策甚至全球冷戰戰略中的價值和地位。為阻止中國統一，美國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戰略考慮逐步成型。囿于國內外條件限制，美國一開始躲在幕后，積極尋找“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支持者；當成效有限時，則直接走到前臺單方面積極推動達賴外逃，策動“藏獨”勢力向聯合國求援，但仍無果而終。該文提出，“西藏問題”國際化戰略之所以失敗，主觀上源于杜魯門“先歐后亞”的決策思路；客觀上則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英印不愿配合，使之失去了實施的對象條件和同盟者基礎。

戴超武《中國處理印度駐西藏商務代理處的政策措施及其影響（1961—1963）》（《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1期）回顧了民主改革后中印兩國圍繞印度在藏商務代理處的外交斗爭。該文指出，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關系的根本變化以及印度對西藏地區的全面禁運，中國判定印度駐亞東、江孜和噶大克的商務代理處已成為印度控制西藏地區經濟和邊貿的工具，而且還是印度的情報據點。西藏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措施迫使印度完全撤銷其駐藏商代處。該文認為，印度商代處的撤銷，標志著中印關系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通過迫使印度撤銷其商代處，達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區的政治及經濟影響的目的。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加快推進西藏地區的經濟轉型，以改變其依賴進口和邊境貿易的模式，從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相德寶《國際自媒體涉藏輿情及輿論斗爭的規律、特征及引導策略》（《情報雜志》第 5期）分析了當前國際自媒體領域的涉藏輿論斗爭態勢。該文認為，國際自媒體涉藏輿論以美化達賴、歪曲西藏歷史與現實、攻擊中國的西藏政策、丑化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等為主要內容，西方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設置了自媒體領域的涉藏輿情。該文提出，為在國際自媒體涉藏輿論斗爭中贏得主動，應致力于加強自媒體涉藏對外傳播能力建設、改變互聯網管制思維、放開國際自媒體平臺、涉藏外宣職能部門開設國際自媒體賬號并引導自媒體涉藏輿論、加強多語種多平臺涉藏信息發布、加強媒體融合傳播、發揮網民作用、加強對媒介事件的危機預案。

趙光銳《西方的西藏形象：以傳統詞匯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藏學》第 2期）對西方的西藏觀及其根源進行了研究。該文認為，當代西方人對西藏和達賴喇嘛的熱情和關注，不僅有現實政治的因素，也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和心理根源，與他們看待和理解西藏的方式密不可分。西方人表述和想象西藏的典型詞匯包括封閉和孤立、神秘、原始、智慧、純潔、和平、快樂、幸福、香格里拉等。西方人對西藏神話式的想象是在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人自身心理渴望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該文對推進西方人西藏形象的相關研究提出三點建議，即進行歷史文本研究、解析當代西方涉藏話語權的基本結構、核心概念、價值訴求、支撐基礎，以及評估西藏形象對西方國家政府、政治人物、民間組織、普通民眾涉藏活動的具體影響和作用方式。

牛治富《論西藏在南亞通道建設中的歷史淵源與現實路徑選擇》（《西藏發展論壇》第 6期）研究了將西藏建設成為我國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的現實基礎與發展路徑。該文認為，高原絲綢之路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歷史，是當前建設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的現實基礎。該文指出，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是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建設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應充分認識和理解“一帶一路”的精神內涵，認識“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國家整體戰略格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新發展理念統籌謀劃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建設，以周邊外交戰略和整體安全觀引領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建設，以“五通”和自貿區建設為抓手和突破口，以“三個共同體”建設為靈魂和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