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游業研究

陸朋、王楊的《藏傳佛寺與文化旅游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一書，以藏傳佛教寺院為研究對象，結合北京和承德現存的藏傳佛教寺院，以實測、攝影、訪談等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并運用宗教學、旅游學、文化學的多維視野進行總結，以藏傳佛教宗教旅游主體和客體的互動為主線，較為全面和深入地論述了藏傳佛教寺院宗教文化旅游的當代價值、資源保護性開發、市場調查分析、產品體系構建的理論、現實和操作問題等。該書對解決藏傳佛教寺院和旅游相結合的理論構建和現實需求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湯礪鋒編著的《后藏旅游文化與傳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書，通過對后藏旅游、文化資源內容及變化的分析，提出發展旅游文化傳播的建議，提高傳播效益，擴大影響力，真正促進后藏旅游文化的傳播，推進后藏旅游市場的積極開拓。全書共九章，主要內容包括后藏旅游主體：旅游者的文化負載，旅游客體文化：旅游資源的文化審美，旅游介體文化：旅游業的經營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紅河谷文化、薩迦文化、吉隆文化）、后藏旅游品牌塑造與全媒體傳播、后藏旅游企業品牌形象塑造及傳播等。

沙成禹編著的《西藏文化旅游產品開發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書，共七章，主要內容包括西藏文化旅游產品開發、文化遺產旅游產品開發、生態文化旅游產品開發、藏傳佛教文化旅游產品開發、西藏民俗旅游產品開發以及江孜縣文化旅游產品開發實踐。該書認為目前藏傳佛教文化旅游產品開發存在文化內涵挖掘不足、產品結構品質不高、旅游商品缺乏特色等問題，提出應遵循保護優先、深度開發、選擇開發與綜合開發相結合的原則進行開發。

李柏槐、王曉琴等編著的《四川藏區全域旅游發展報告·2014年度》（四川大學出版社）一書，由《2014年四川藏區旅游開發綜述》主報告與六個專題報告組成。其中主報告認為四川藏區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和挑戰有旅游開發受到環境硬性制約較大，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旅游產業規模偏小，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仍顯落后，旅游產品結構單一，區域發展不平衡，提出應深入推進旅游業改革，加快旅游業基礎設施建設，全力打造國際旅游精品，積極構建旅游整體營銷機制，努力搭建智力支撐平臺等建議。

徐寧、圖登克珠的《“一帶一路”背景下西藏邊境旅游發展的戰略選擇》（《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一文，認為西藏邊境地區發展旅游的關鍵是加大口岸對外開放力度，解決口岸基礎設施落后，整合跨境旅游資源等問題，提出以政府為主導，擴大對外開放，制定西藏邊境旅游發展戰略規劃；以中印、中尼關系發展為契機，實施政府間跨境旅游合作共贏等發展戰略。

趙毅、楊昆等人的《西藏旅游消費、公共財政投入與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研究》（《生產力研究》第 10期）一文，認為西藏文化產業發展應適當加大國家和地方對西藏文化產業的支持力度，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支持西藏文化產業的范圍，加強西藏文化產業組織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培養文化支柱產業，統籌西藏文化產業布局、培養產業主體，構建吸引高端人才的用人機制。

王靈恩、成升魁等人的《旅游城市餐飲業食物消費及其資源環境成本定量核算——以拉薩市為例》（《自然資源學報》第 2期）一文，認為：（1）2011與2012年，拉薩市餐飲食物人均消費量為 923.7g，人均食用量為 780.3g。（2）2013年拉薩市餐飲食物消費總量中，當地居民消費 27983t，游客消費 13523t。（3）2013年拉薩市餐飲食物消費的生物生態足跡為 226681hm2，相當于整個拉薩市耕地總面積的 6.3倍，餐飲消費食物垃圾的間接生態足跡為 653hm2。

李慧的《國內入藏游客的旅游制約實證研究》（《社會科學家》第 4期）一文，認為入藏旅游制約影響力階層性與休閑制約影響力階層性不一致，其中人際制約對旅游意向產生負向影響，且為最大制約，個人內在制約對旅游意向產生負向影響，而結構制約對旅游意向產生正向影響。

李飛、馬繼剛的《我國廊道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研究——以滇、藏、川茶馬古道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一文，探討了廊道遺產保護與開發的邏輯選擇，提出三條保護與開發實施路徑，并剖析了茶馬古道廊道遺產保護開發價值與思路，提出了保護立法、協調機構、聯合“申遺”、全民參與的具體措施。

梁昕的《“合力”與“分力”：貧困影響評價內群體心理學分析——以滇西北藏區 J村旅游開發項目為例》（《云南社會科學》第 3期）一文，認為云南滇西北藏區 J村發生的一起旅游開發事件，反映出農民在脫貧過程中存在的主體意識上的貧困心理問題。事件中群體心理由“分力”向“合力”轉變，村民自我概念由“信徒”向“窮人”、由“堅持信仰”到“經濟至上”，從傳統藏族思維方式向代表現代化思維方式轉變，完成了一個普通藏族村民自我概念明晰及轉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