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與宗教研究

王娟的《化邊之困：20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政治、社會與族群》（社科文獻出版社）一書，描述的是一項近代背景下的“改造邊疆”“實驗”。“實驗”的內容繁雜，目標是在新的國家體制中給“邊疆”和生活在這里的“少數民族”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這個“尋找定位”的過程，正是現代國家“化邊”工程的核心主題。該書從歷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角，從行政體制建設、身份改革與社會控制、移風易俗與人群分類四個方面，探討了中國從“傳統王朝”向“現代國家”的歷史性轉型在“邊疆”和“民族”問題上所遭遇的困境。全書共七章，主要內容包括長程歷史：兩個邊緣的交匯、20世紀上半期的政治變遷、“土司社會”的邏輯、行政體制建設及其困境、身份改革及其困境、文化整合及其困境、“人群分類”及其話語政治。該書獲評 2016年社科文獻“年度十大好書”。

李蓉的《中華文化統一體視域下的藏族傳統孝道思想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一文，認為漢藏民族在孝道思想上相互借鑒與吸收，特別是儒家孝道思想自吐蕃以來持續不斷地對藏族社會進行滲透和影響，使得漢藏兩族孝道思想觀表現出高度的統一性與一致性，也成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特征的一個具體反映。該文從中華文化“一體”論對藏族孝道思想研究產生的新意義談起，通過梳理藏族孝道思想產生發展的脈絡與線索，分析和論證儒家孝道思想對其產生的影響力與滲透力。

謝偉民、扎西俊美等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及影響機制研究——以西藏林芝市米林縣、墨脫縣珞巴族為實證對象》（《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研究認為：（1）珞巴族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關系是良好的“雙高”認同。（2）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不同的影響機制。（3）社會基本屬性變量和國家政策變量對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影響缺乏顯著性。（4）對本民族認同的積極肯定以及與其他民族進行積極社會互動是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關系的重要紐帶。該研究并不支持國家優惠政策推行強化民族認同的觀點，但認為受教育程度、國家優惠政策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仍需進一步檢驗。

鄒禮躍的《藏族潔凈觀視野下的人群分類與婚姻隔離——以衛藏地區貢嘎縣 K村屠宰戶為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1期）一文，從潔凈與隔離的視角出發，結合相關史料與第一手田野材料，闡釋了 K村藏族的人群分類與屠宰戶的婚姻狀況。在 K村藏族的潔凈觀中，屠宰戶被視為“臟人”，這種人群分類方式導致了屠宰戶與“吉薩越巴”（出身干凈的人）之間的婚姻隔離。研究結果表明，骨系等級婚習俗是屠宰戶與“吉薩越巴”之間的婚姻隔離很少發生變遷的主要原因。要消融屠宰戶與“吉薩越巴”之間的婚姻隔離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楊曉純的《節日認同：拉薩穆斯林族群認同的實踐——基于開齋節的分析》（《回族研究》第 2期）一文，以拉薩穆斯林齋月及開齋節期間的實地調研為基礎，通過對開齋節的文化變遷及當前時空維度中開齋節全過程的記錄和描述，探討拉薩穆斯林節日認同狀況，總結拉薩穆斯林族群認同的特點。認為開齋節作為伊斯蘭教周期性和儀式性的集體節日活動，是拉薩穆斯林族群認同的集中體現和具體實踐，折射出拉薩穆斯林強烈的伊斯蘭教宗教文化認同與地域認同并存的特點。

陳自升、張德華的《民族學概念：從“藏彝走廊”到“橫斷走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期）一文，“藏彝走廊”與“橫斷走廊”概念之爭屬于民族學理論研究之爭，它涉及民族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也涉及老一輩民族學家與新一代民族學者研究思路的轉換。更深層次而言，涉及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安匾妥呃取笔菤v史的產物，它是以民族識別調查為歷史背景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為理論前提，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橫斷走廊”是當今學術氛圍的產物，它以“生態史學”為理論支撐，在學界引起了一系列反響。

切排、唐傳營等人的《理解與尊重：多重文化格局下的社會構建——對甘南藏區民族關系的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 2期）一文，認為甘南藏區在語言結構、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方面均存在多元化特征，雖然當地不存在民族關系緊張問題，但是如何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加強民族間的聯系與交往仍是當地民族關系的主題。因此應理解尊重他者文化，加強社會對和諧民族社區的建構。朱敏蘭、黃彥華的《青海藏族與蒙古族青年民族認同比較研究》（《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期）一文，研究認為青海省藏族與蒙古族青年對本民族身份的認知相同，但在民族情感和民族行為認同方面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蒙古族中學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行為認同高于藏族中學生；藏族大學生的民族情感分值高于蒙古族大學生；蒙古族女青年的民族行為相對積極，藏族女青年的民族情感相對強烈。

徐東明的《西藏宗教信仰活動的社會學分析》（《安多研究》第 13輯）一文，認為西藏宗教的信仰觀念和教義思想是西藏宗教活動得以開展的精神基礎，并內化為藏族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西藏宗教信仰活動，是西藏宗教社會功能得以發揮的主要渠道，不僅有利于促進西藏人民對宗教社會功能的重新認識，而且能夠在政府和社會管理機構的規范指導下，獲得新的調整和變革，促進西藏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

劉朦的《儀式行為象征空間對建筑藝術構成的影響——以藏族叩拜、轉經儀式行為為例》（《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第 19輯）一文，以藏族叩拜、轉經儀式為例，分析儀式行為、身體與空間之間的建構關系。認為儀式行為塑造了一個虛擬空間，信仰者在其中通過身體感知進入到意向空間層面，最終形成了一種更為廣泛、穩固與集體性的象征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