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用漢文發表的相關藏族文學研究與評論的文章、專著，從數量上來看，盡管與往年相比稍有減少，但從質量上來看，卻有一定的突破。下面就“古典文學研究”“現當代文學評論”“民間文學研究”和“《格薩爾》史詩研究”等幾個方面，逐一進行介紹。

一、古典文學研究

本年度藏族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關注熱度并不高。其中有許多文章討論的是《倉央嘉措情歌》的翻譯問題，但并沒有更大的突破，因此也就不再做介紹。不過在傳記文學、《羅摩衍那》以及近代小說方面，有可喜的成績。最為重要的是，西藏傳統詩學理論著作的翻譯介紹，是本年度的重要成果。下面稍作評介。

賀文宣先生翻譯了其老師東噶·洛桑赤列的《藏族詩學修辭指南》（中國藏學出版社）。這本重量級原著在 20世紀 60年代撰成，并通過講授不斷完善，于80年代出版。至今，該著作仍在整個藏族學界影響重大，作為高校藏學必讀教材，影響了幾代學人。本年度將其翻譯為漢文公之于世，定將對未來藏族詩學理論的研究方面產生深遠影響。根據筆者對照兩書（原著與譯著）及相關著作的感受，略微談談譯著的特點。總體上來看，這部譯著忠實全面地反映了原著的精髓，并且譯者的一些補充說明，很好地闡釋了原著對于漢文學者來說較難理解的方面，比如譯著中添加的“歌訣”一詞，對于理解藏族“詩歌”概念，就是很好的闡釋。另外，還必須強調譯著的“忠實”特點，這反映在譯者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語言風格，特別是詩文翻譯，盡量做到原詩形式特點的“保留”，足見譯者的修養與功力。

當然，每一種翻譯并非盡善盡美。筆者認為，該著作的翻譯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對一些零星小詞的“誤解”，如 rkang drug譯為“蟋蟀”（藏語“蜜蜂”之辭藻“六足”），skyes bu譯為“人”（原詞中含有“有勇者、有根基者”，早先漢譯為“丈夫”或“士夫”）以及敦煌文獻的理解等等。譯者的這種翻譯處理，對于漢文讀者來說，理解起來可能比較容易和方便。但某種程度上“丟失”了原有的韻味。該翻譯著作還需更多的學者來參與討論，以趨更好更完善。

以《詩鏡》為主的印度—西藏詩學理論的翻譯和介紹（不論是從梵文譯出，或者是從藏文譯出或轉譯），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主題之一，但在現代中國漢文學領域內并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近年來，黃寶生譯《詩鏡》（2007）、《藏漢大辭典》中的“三十五義莊嚴”、趙康譯《詩鏡》（2014）、賀文宣譯《藏族詩學概論》（2015）等著作中對于其中專業術語特別是各種“修飾法（或莊嚴）”的翻譯等，或許會在未來的中國漢文學理論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存在的問題也是比較明顯的，術語翻譯的不統一，是造成直接影響其效果的關鍵所在。就拿藏族學者特別重視的“三十五義莊嚴”中的名稱來說，上述諸位的翻譯差異較大。很顯然，黃寶生的翻譯非常接近“現代詩學”的理念，賀文宣的翻譯更接近“傳統詩學”，而趙康的翻則介于二者之間。比如其中的 cha yi rgyan，黃譯為“掩飾”，賀譯為“片面”，而趙譯為“掩飾”。類似的譯文含義差異還有很多，在此不贅。筆者認為，既然是“詩學理論著作”，就更應該考慮與吻合現代詩學的概念。如果譯者在譯著末尾附上相關術語對照表，或許更有助于理解這些概念。

才讓加的《論藏族傳記文學的分類及其文體特征》（《世界宗教文化》第 4期）一文，討論了藏族傳記文學的發展過程、不同類別以及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概括介紹了這一特殊文類的總體情況。該文認為，藏族傳記文學隨著《佛本生傳》及《譬喻經》等佛教經典的譯介工作而產生。因故“早期的傳記從內容到形式、結構各方面均帶有明顯的印度文化特點，但后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了諸多藏族獨有的特點”。作者認為此文類可分為五個階段：“萌芽階段，即吐蕃王朝時期（7—10世紀）”；“形成階段，即分裂割據時期（11— 13世紀）”；“發展階段，即薩迦帕竹時期（14—17世紀上半葉）”；“鼎盛階段，即甘丹頗章時期（17世紀下半葉至 20世紀上半葉）”；“承前啟后、整理保護時期，即新中國成立后至今”。

從類別上來看，藏族傳記文學根據傳記人物身份可分為智者傳、圣者傳、活佛傳、王臣傳等；根據傳記作者可分為自傳和他傳；根據傳記內容，可分為一般傳記和特殊傳記兩種；根據體裁可分為傳說型傳記、小說型傳記、詩歌型傳記、評論型傳記、祈贊型傳記等；根據容量或篇幅大小可分為廣傳、略傳和小傳三種；此外還有特殊的列傳和虛構半虛構的戲劇傳。從總體特征來看，藏族傳記文學由于傳記人物的特殊身份、寫作要求與動機、內容與語言以及結構和文末說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傳記文學呈現出特殊的一面。比如文末說明中強調作者、時間與地點內容，具有如下意義：指明作者特殊的學修環境、學識、法脈傳承、寫作條件。“標注寫作時間與記錄人，證明傳記作者、成書時間、版本、內容等的真實性，借此也可以判斷其史料價值”。

仁欠卓瑪的論文《敦煌古藏文〈羅摩衍那〉翻譯時間與故事文本探析》（《西藏大學學報》第 1期），討論了《羅摩衍那》翻譯為藏文的時間以及不同譯文本內容的特點。作者認為敦煌古藏文文獻中保留著五種編號的翻譯本，它們分別是 I.O.73A、I.O.737B、I.O.737C、I.O.737D、P.T.983。從過去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吐蕃社會狀況和引進佛教文化的歷史時期，再加上這五種譯文本所呈現的內容特點等方面來看，可以確定，《羅摩衍那》為“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或與其相近時期的譯文”，即“大致在公元 8世紀中葉到 9世紀中葉近一百年的歷史中”。也即可以確認“……公元 9世紀印度兩大史詩的故事已流傳到了吐蕃”。從譯文內容來看：1. I.O.737A與 I.O.737D為同一寫卷的不同部分。2. I.O.737B為 I.O.737A與 I.O.737D的縮寫本，但其中講述羅摩前世的情節與 I.O.737D和I.O.737A有出入。3. I.O.737C主要講述了十首魔王達夏支瓦（羅波那）的故事；其中，達夏支瓦三兄弟祭祀供養黑天、祈求賜予成就的情節與 I.O.737D中內容相似。4. P.T.983主要講述了民眾向羅摩進獻悉多的過程。其中羅摩兄弟與猴王妙音訂立協定，爭奪王位與解救悉多的情節（悉多被劫情節殘損）與 I.O.737A中描述文字完全一致。

趙國棟的《藏族民間寓言文學〈茶酒仙女〉的研究》（《西藏研究》第 5期）介紹了近代小說《茶酒仙女》（ja chang lha mo’i bstan bcos意為“茶酒女神之論”）的情況。作者認為，盡管前人對此部小說的作者和文體有一些研究，并且也有研究者根據傳說認定該寓言的作者是第司桑結嘉措的俗官彭仲·次旦益西，但這種說法沒有得到學界的認可。此外，作者還介紹了該寓言英譯本的情況。

SlexanderFedotov and AcharyaSangye T. Naga 1993年英譯本《茶酒仙女》（The Dispute Between Tea and Chang）依據的藏文原本，英文版本似乎與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的版本之間，存在抄本方面的差異。由此可知，通過多個文本的比較，可以更好地認識古代文學的價值。無疑，這篇文章是值得肯定的，這樣的研究和介紹也是值得鼓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