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藝術方面研究的成果數量不是很多，在整個藏學研究領域中依然是個相對薄弱的環節，尤其用藏文寫作的研究成果較少，這與當下藏族傳統繪畫唐卡藝術和造像藝術的繪制技藝得到傳承與保護并日益興盛，各藏區的藏族藝術品市場逐漸升溫和相關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迅猛發展的狀況極不相稱，需要學界引起注意。但是從本年度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和專著的內容上看，涉及藏族傳統繪畫、造像、音樂、服飾、藏戲等多個專業領域，呈現出研究領域和關注點逐步拓寬、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態勢。成果既包含了藝術史、藝術理論的研究，也包含藝術文獻解讀和藝術實踐探索 ；大多數研究注重對田野調查和材料的充分運用。

一、繪畫

赤培·巴桑次仁、楊力勇的《再議西藏唐卡的起源及“唐卡”一詞的涵義》（《西藏藝術研究》第 1期）一文，依據古藏文材料并以語言學、詞匯學材料，對“唐卡”一詞加以分析，認為“????”（唐）在古藏文中帶有記錄成冊之意，具體來講是把重要事件記錄成冊并留于丹青之意，后綴單字“?”（喀）隱含表面、形狀、顏色之意，兩字組合起來，就有著某一事件的過程情景，人物的生平傳記，宗教的深邃教義、繁瑣儀軌等以具象的圖畫形式記錄于紙與布上的意思。并從史料角度考證“唐卡”一詞并非外來借用的概念。在論及唐卡藝術起源時，作者更傾向于高原本土說，高原史前文明是造就唐卡的母胎，苯教文明是唐卡起源的初始動力。作者指出唐卡最初形制很可能來自于苯教時期的隆達經幡及吐蕃軍隊的旗幡；佛教文化則是唐卡最終定型的主要原因，印度布畫（pata）與漢地敦煌旗幡畫，尤其是印藏及唐蕃佛教文化交流決定了唐卡的繪制風格及形制樣式的定格。

更藏尖參的《簡析青海熱貢扎西齊寺藏上師唐卡畫像》（《西藏藝術研究》第 2期）一文，簡要分析了青海熱貢扎西齊寺藏上師夏日倉·格丹嘉措唐卡畫像的繪制年代、收藏價值、繪畫風格等問題，探討了此幅上師唐卡畫像的歷史考古價值。作者認為，這幅唐卡的作者為年都乎噶吉，生于青海熱貢，生活在18世紀，他是熱貢唐卡歷史上承前啟后的唐卡繪畫大師。

央拉、扎曲的《淺析西藏佛教藝術“蓮花生曼陀羅類”成因》（《西藏藝術研究》第 2期）一文，指出藏密曼陀羅主尊，因行者所修法系不同，呈現出以不同主尊為中心的曼陀羅藝術形式。作者從該類曼陀羅的主尊蓮花生作為歷史人物、無量光佛的化身及藏傳佛教寧瑪派的祖師等角色入手，解析西藏曼陀羅類別之蓮花生曼陀羅的形成原因。

尼瑪江才的《玉樹通天河流域凹穴巖畫的發現》（《西藏藝術研究》第 2期）一文，對青海省玉樹通天河流域發現的凹穴巖畫進行了分析和梳理。作者認為，發現的凹穴巖畫既有敲鑿也有研磨，按載體分為大石凹穴巖畫和崖壁凹穴巖畫。大石凹穴巖畫地點有東果、客尤山、扎寸朵義三處，崖壁凹穴巖畫地點有白塔渡口、新寨然吾普瑪、新寨仁桑貢寶、巴塘鄉卓瑪扎雜四處，并對以上幾處凹穴巖畫內容進行了詳細論述，這些凹穴巖畫一般帶有伴生圖案、伴生風物及傳說，表明這些凹穴巖畫反映的主題與生殖崇拜、女性及傳達信息有關，但兩種載體的凹穴巖畫的功能和目的有一定區別。

張亞莎的《青藏巖畫系統中的甘肅祁連山巖畫——兼論中國巖畫的四大區域類型》（《中國藏學》第 4期）一文，指出甘肅境內巖畫從中國巖畫分布格局上看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與新疆三大板塊，其巖畫主題歸屬青藏系統，也有北方胡狄系統民族文化部分基因，呈現為“羌胡雜糅”的結合部特色。中國巖畫可大分為北方巖畫、青藏巖畫、西南巖畫與東部巖畫四大區域類型，其中青藏巖畫系統的巖畫制作族群正是古代中國歷史文獻中的“西羌”或“西戎”，中國西北部的甘青地區及藏北羌塘的巖畫主題又有很強的相似性。

董曉榮的《阿爾寨石窟第 31窟毗沙門天王圖像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4期）一文，對阿爾寨石窟第 31窟壁畫中的毗沙門天王及八大藥叉圖像進行分析，再與漢傳佛教中的毗沙門天王像、藏傳佛教中的毗沙門天王對比，試圖說明阿爾寨石窟第 31窟壁畫中的毗沙門天王像既有藏式風格，同時也體現了鮮明的蒙古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