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

元朝以來，元明清三朝在西藏均采取了“因俗而治”、推崇和扶持藏傳佛教來為其統治服務的宗教政策，但因時代和政局的變化，三朝在具體措施上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李文萍的《清與元明中央政府治藏宗教政策的差異及成因分析》（《西藏大學學報》第 1期）一文，從不同統治主體與理念、西藏地方周邊和內部不同情勢等方面分析清與元明朝在治藏宗教政策上形成差異的原因，指出從元朝“以教輔政，一家獨大”到明朝“多封眾建，尚用僧徒”，再到清朝“從俗從宜，依法治教”，可以說政教有別的傾向越發明顯。特別是清朝實行的既尊崇格魯派又在其內部實行多元分封的措施，一方面保證了格魯派對蒙、甘、青、藏格魯派信仰地區的控制力和穩定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達賴喇嘛一人獨大的潛在威脅，較之明朝的“多封眾建”更具有效性和合理性。清朝中央將藏傳佛教納入法制化管理，對其分權統治、特權監控、賞罰分明等措施都是可供借鑒的有效手段。

仁青卓瑪在《探析藏族傳統官職囊索的歷史演變》（《中國藏學》第 1期）一文中對藏族傳統官職囊索的來源及其演變過程進行了梳理。文章認為，囊索作為一個官職，至少始于薩迦政權時期，即把擔任朗欽或囊索府總管的稱為朗欽或囊索。到帕竹政權后，囊索逐漸身居要職，成為地方頭人，尤其在衛藏分裂為許多領地后，原為教主派駐各地的代理官員或囊索已成為握有實權的頭人囊索，管理該地區政教事務。甘丹頗章時期，囊索既是指一個地方官職，同時又作為一個名號被頒給大活佛的管家。甘丹頗章初期，根據各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甘丹頗章仿照薩迦政權組織中的朗欽和囊索官職，加強管家囊索及其權力，廣泛授予管家囊索之名號，從而弱化了土官囊索之權，因此，這時期囊索的含義再次發生了變化。

以上為涉及元明清三代的文章，單就每個朝代而言，元代和明代在研究成果上稍遜，這個時期的研究依然以清代為主。其中涉及明代的文章，比如次旦扎西在《論明朝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的基本經驗》（《西藏大學學報》第 2期）一文中通過回顧明朝中央的治藏政策，梳理了明朝管理西藏事務的基本經驗，即在西藏誥封僧俗官員，推行行都武衛體；封授具有崇高宗教名聲的“三大法王”；封授西藏地方政教首領“五王”以及制定僧俗官員定期朝貢與“厚賞羈縻”政策。明朝這種“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建立和鞏固了中央與地方的轄屬關系，使藏區各個宗教派別以及地方勢力相互掣肘、共同發展。藏族上層通過定期朝貢與回賜加強了對明代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王家鵬的《明永樂宣德佛像源流新證——兼論明初朝廷治藏方略中甘青地區的重要地位》（《中國藏學》第 4期）一文，通過考察岷縣大崇教寺遺址暨岷縣博物館收藏永宣時期藏傳佛教文物，從文獻與文物兩方面論證了永宣佛像源起與流傳的主要原因。岷縣明清時期稱岷州，是元明時期青藏高原與內地連接的交通要道。由于大智法王班丹扎釋的關系，岷州大崇教寺深受朝廷重視，寺內陳設無數顯密佛像、法物供器，多有明帝御賜珍物，朝廷派兵長期駐守，地位顯要，起到聯結西北地區和西藏的紐帶作用。從歷史文化現象角度觀察永宣佛像的源流過程，可見漢藏交界的甘青地區在明朝初年朝廷治理西藏方略中居首要地區，具有重要地位，諸多甘青藏族人士忠誠效力于國，深受皇帝信任，為溝通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系，穩定明朝的西北邊疆，促進漢藏文化交流，維護國家統一作出了特殊貢獻。

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多。制度研究方面，經濟制度有李鳳珍的《清代西藏政教合一制時期噶廈與達賴喇章經濟關系》（《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 4期）。該文在對西藏封建領主及其土地占有制形成歷史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探討了清代西藏政教合一制時期噶廈與達賴喇章的經濟關系。文章認為，西藏封建農奴制政教合一體制是由達賴喇嘛的喇章和噶廈聯合組成的，在該體制內喇章與噶廈的經濟關系在土地占有制上，既有達賴喇章的私有土地，也有噶廈的公有土地，形成了一種混合型經濟關系。清朝實施集權于噶廈，雖然一方面削弱以達賴喇章為首的宗教世俗行政權，另一方面又要保留達賴喇嘛的宗教首領地位，滿足信仰者的需要。因此，在集權過程中，需要維護喇章的經濟利益，作為宗教首領地位的經濟支柱，亦是政教合一體制存在的經濟原因。

基層制度方面的研究需提及阿里。17世紀上半葉，拉達克占領古格、普蘭。由于南亞莫臥兒帝國等政治勢力的滲透，改宗伊斯蘭教的拉達克嚴重威脅藏傳佛教在阿里的傳播和地位。政教沖突最終導致 1679—1683年的西藏與拉達克大規模的軍事沖突，戰后重構了清代阿里地區的政治格局。張發賢在《從政教沖突到政局重構：清前期西藏與拉達克之戰及其影響》（《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中就雙方沖突的過程和最終的結果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場戰爭使得西藏在除拉達克之外的阿里地方建立行政制度，設置阿里總管管理普蘭、日土、扎布讓和達巴等四宗，而拉達克則依附西藏，加強與西藏各領域的聯系，直到19世紀中葉的森巴戰爭。

張發賢文章提到的阿里基層制度，本年度恰有專文論及，即黃博的《四宗六本：甘丹頗章時期西藏阿里基層政權初探》（《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文章對清代西藏阿里的基層政權組成進行了研究。西藏甘丹頗章政府將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納入治下后，通過將衛藏地區久之有效的宗谿制引入阿里地區，建立以普蘭、扎布讓、日土、達巴四宗為核心的基層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將衛藏貴族充實到阿里地區基層行政體系中。此外，在基層政權的建設中，還充分考慮到阿里地區實際情況，將古格時期的舊貴族和戰爭期間的新軍功階層也充實到基層政權之中，形成以薩讓如本、左左本、幫巴本、曲木底本、那木如本、朵蓋齊本為主體的六本政權，通過以“六本”為核心的基層力量，使世襲土官的“六本”和拉薩委派的流官“宗本”結合，構成了具有區域性特點的“四宗六本”的阿里地區基層政權。

金瓶掣簽制度方面，乾隆末年，廓爾喀之役即將結束之際，清廷在拉薩的大昭寺和北京的雍和宮各置一只金瓶，規定以后蒙藏地區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由金瓶掣簽認定，金瓶掣簽制度由此形成。阿音娜、N·哈斯巴根《清代雍和宮的金瓶掣簽——以雍和宮檔案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4期）一文，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雍和宮滿、漢、蒙古文檔案記載的漠南、漠北和西寧辦事大臣管轄區域內幾位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的掣定過程，探討了蒙古地區各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認定的程序和特點。最后，文章探討了雍和宮與拉薩兩地金瓶掣簽的不同之處，指出拉薩的金瓶掣簽是由駐藏大臣來主持，在達賴喇嘛等三大寺喇嘛們的參與下完成的，而雍和宮的金瓶掣簽是由理藩院堂官來主持，在掌管京城喇嘛印務扎薩克達喇嘛等京城喇嘛們的參與下完成。一些細節方面，拉薩金瓶掣簽前一般是誦經 7天或 9天，但是雍和宮的金瓶掣簽只誦經 3天；道光二年以后蒙古地區該管旗加具印結來證明沒有弄虛作假等。

軍事制度方面，顧祖成和李紅陽的《咸豐七年藏軍營制變革研究——以〈整飭藏軍營制章程六條〉的提出、頒行和基本廢止為中心》（《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 4期）一文指出，咸豐五年廓爾喀第三次侵藏戰爭的爆發及之后《中尼條約》的簽訂，暴露出西藏地方軍備廢弛的客觀局面，駐藏辦事大臣赫特賀面對“兵士不足，役占普遍”“軍械陳舊，軍備廢弛”等形勢，于咸豐七年提出了《整飭藏軍營制章程六條》這一變革藏軍營制的方案，要求“禁曠缺以足防額也”“廣招募以壯聲威也”“互稽查以杜役占也”“精器械以資利用也”“定巡哨以肅邊防也”“嚴約束以彌邊患也”。《整飭藏軍營制章程六條》是咸豐年間在治藏政策上的一次重要嘗試，但是這一整飭主張最終卻被基本廢止，其廢止表明清代后期西藏地方局面之復雜性和咸豐年間在治藏政策上的不穩定性。

土司制度方面，不少清代典籍都提到四川有兩員藏族土司，卻駐牧雅州，而非藏區，也無管轄地方與番民，即大乘司徒和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曾現江在《明清藏區大乘司徒與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考》（《民族研究》第 4期）一文中就這兩位土司的身份、主要職能及結局進行了介紹。文章指出，大乘司徒與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并非明朝敕封的大乘、大寶法王或其朝貢使者，而是兩員駐牧于雅州寺院，且無管轄地方及人口權利的特殊土司。隆慶年間藏區朝貢制度改革之后，規定絕大部分藏區朝貢者都留邊候賞，由雅州弘化、報恩兩番寺安頓，并敕封兩員僧官，即大乘司徒與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負責管理。明末清初，報恩寺被焚毀，大乘司徒與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只得同住弘化寺，向清廷投誠后獲授職為武職土司。由于清朝更注重以政治、軍事手段來實現和強化對藏區的直接管控，藏區土司對朝廷的主要義務已是“納賦”，而非“入貢”，故當清朝完全控制藏區后，這兩員土司完全失去存在價值，終在乾隆前期被廢除。作者認為，大乘司徒與守善體梵灌頂大國師存在的時間或許并不算長，但其興廢，實與明清兩朝治藏策略的演進息息相關，可謂是這一時期藏區與中央王朝關系嬗變的一個縮影，從側面揭示了明清藏區治理的獨特性與復雜性。

除了制度研究，另一個相對集中的是人物研究。比如楊代成、王希隆在《論第巴達孜巴》（《中國藏學》第 1期）一文中對清代準噶爾侵藏后擔任西藏地方第巴的達孜巴進行了研究，認為傳統研究受到《頗羅鼐傳》的影響，將達孜巴視為準噶爾人統治下的傀儡。文章認為，相關漢文、滿文、藏文及外文等不同來源的史料證明，達孜巴實際上在藏族地區擁有很大的威望與權力，他并不是一個“善良”“單純”“無能”“沒有野心”的老人，而是一位頗有謀略的精干政客。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對軍政形勢有比較正確的估計，并能夠根據其對局勢的判斷隨機應變。在準噶爾部入藏后組織的西藏地方政府中，達孜巴作為政府首腦，作為準噶爾部高度信任的人，利用他在藏地的高度權威主導著西藏地方政府的運轉，為準噶爾部在衛藏地區較為穩固的統治創造了條件。

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作為駐藏幫辦大臣的鳳全在巴塘被殺，清廷對其作出了高度評價，而作為同僚的駐藏大臣有泰對鳳全之死則有不同的看法。康欣平在《有泰視角下的鳳全之死———以〈有泰駐藏日記〉為中心的解析》（《西藏研究》第 1期）一文根據《有泰駐藏日記》中的相關記載，就有泰如此評價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為，有泰將鳳全之死形容為“死由自取”“喪身辱國”等，實為兩人政見不一而致。之前，有泰與鳳全在瞻對歸屬問題上有分歧，后者在瞻對問題上的積極主動，并不被有泰認可，認為其隔閡藏事、孟浪草率。鳳全之后在巴塘欲推行的喇嘛還俗等做法，有泰也不認可，認為其太激進。可以說，有泰與鳳全在治邊治藏上的思路分歧較大，代表了當時主流的兩種籌邊籌藏觀。同作者的《1910年兩位駐藏大臣聯豫、溫宗堯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與清廷之裁決》（《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 5期）一文則是一篇類似的文章，其中就宣統二年（1910）正月十三世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出走印度，時任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與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在如何應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的分歧及最終清廷的裁決進行了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