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理

以往地理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弱，本年度始有重要著作出現。鄧銳齡先生多年從事《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制，于本年度出版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南宋、元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考釋》（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其中對《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南宋、元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進行了詳細的考釋。全書主要分為不同時期的疆界、圖幅和地名考證三個部分，主要內容包括西遼疆域淺釋，

《中國歷史地圖集》宋時期西遼圖幅地名考釋（畏兀兒、虎思斡兒朵、玉深、合剌山、阿忽爾河、黑山等），《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圖幅說明（1306—1330年），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疆界資料，《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圖幅地名考釋（第一部分《察合臺后王封地》圖幅地名考釋：阿里麻里、別失八里、獨山、普剌、塔剌思等，第二部分《哈密力》圖幅地名考釋：哈密力、玉速曲、禿兒古阇、八兒思闊等）。后附哈密諸衛、《中國歷史地圖集》明時期《亦力把里》圖幅國界線走向說明（1484—1509年）、《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到明各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說明、東漢時期全圖西域部分、南北朝時期全圖西域部分、唐時期全圖西域部分、遼北宋時期全圖西域部分、金南宋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元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明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等資料。附錄“楊圖”瑣憶、參加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工作的歲月、作者與譚其驤先生討論《中國歷史地圖集》唐、元、明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的往來信函等生動地記錄了前輩學者從事偉大工作的珍貴經歷。

除上述著作外，鄧銳齡先生還曾就《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全國西北邊疆地圖所涉及的相關問題，比如元代宗落窩闊臺汗·察合臺汗兩汗國、明代察合臺汗國分裂后東支的轄境、邊界、境內功臣領地、直系子孫封地，以及明代后期東支再度分裂等情況進行過細致的考釋。《〈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考釋》（《中國藏學》第 S1期）整理、重現了作者完成于 1981年的４篇考釋，即元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一，1280年）、元時期西北邊疆部分（二，1330年）、明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一，1433年）、明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二，1582年）。通過上述考釋，旨在說明在元明兩代總圖采用的年代內西北邊疆的政治形勢，并在圖例、注記方面提出建議，以供總圖編制參考使用。文末所附作者與《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譚其驤先生的往來信函 14件，展示了老一輩學者探究學問的嚴謹態度，也為后學提供了榜樣。

地理研究另一個主要領域的地理交通方面的成果有：張永攀的《乾隆末至光緒初藏哲邊界相關問題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3期）一文結合各種史料記載，對乾隆末至光緒初年藏哲邊界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文章首先對白木戎與哲孟雄的關系進行了考辨，認為白木戎并非哲孟雄，而是廓爾喀入侵哲孟雄之前位于哲孟雄西北部或與哲孟雄相接的部族或地帶，由之可以通往哲孟雄所屬地區。其后，對西藏與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三處卡隘、哲孟雄與其他鄰近地方的邊界以及一些史料中的錯誤進行了考辨。文章最后對清朝對藏哲邊界的管理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清朝對藏哲邊界進行了嚴格的管理，但由于后來國家治理能力的衰減，其管理逐漸松弛。

《大清一統志》是清朝官修地理總志。從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編撰過 3部：康熙《大清一統志》、乾隆《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一統志》。房建昌在《〈大清一統志〉西部西藏“阿里”四至與寺廟城邑考》（《西藏研究》第 2期）一文中以這部文獻為基礎，重點就其中涉及的西部西藏“阿里”四至與寺廟城邑進行了考證。比如《嘉慶重修一統志》中“阿里，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西至巴第和木布嶺，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薩喇嶺，北至烏巴拉嶺，一千三百余里”一句，其中阿里西至巴第和木布嶺之巴第，即為“必的”，在今札達縣什布奇山口北部偏西界外。北至烏巴拉嶺其實為鳥巴拉嶺，在喀喇昆侖山口與拉達克首府列城之間。“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統志”中“阿里正南至格地三日”，其中的“格地”為“日底”，即“什德宗”，其所在細德寺，即普蘭縣拉德寺，位于普蘭縣郊西南面西德村的一座山頂上，等等。作者認為，譚其驤的《清代西藏歷史地圖》對《大清一統志》“西藏”條下若干西部西藏部分地名做了定位，但仍存在一些錯誤。根據古今中外諸多史料對譚其驤清代歷史地圖存在的錯誤進行勘校，可對從事西部西藏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益參考。

劉立云在《明清陜藏商道研究》（《西藏研究》第 6期）一文中認為，茶馬古道包括陜甘、康藏、滇越 3條，前兩條均是陜西商幫最先走出。陜甘茶馬古道與通往西域、西亞、中亞的西北絲綢之路相連；康藏、滇越茶馬古道與經緬印直通南亞的南方絲綢之路接軌，茶馬古道整體即可視為西北、南方絲綢之路的紐帶。文章在回顧陜藏交通歷史演變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明清時期的陜藏商道，對其中的陜川商道和川藏商道做了較為全面的考釋。文章最后認為，陜藏商道開拓了漢藏民族貿易的往來及區域經濟的繁榮，保證了漢藏民族關系的穩固及邊疆統治的安定，促進了漢藏民族文化的傳播及民族關系的融洽，對漢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交流作出了積極貢獻。

保羅在《從史籍及〈格薩爾〉看絲綢之路與西藏的關系》（《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依據漢藏文獻資料及《格薩爾》史詩中的相關信息，就古代絲綢之路與西藏的關系進行了初步探析。文章認為，隋朝以前，北方絲綢之路上的張掖、敦煌、于闐等地與當時西藏高原上的蘇毗、象雄、東女國等部落和部族之間分布著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而且直通到印度、尼泊爾、緬甸等國家，當時西藏商賈從張掖等輸入的主要貨物是絲綢，說明古代西藏既有北方絲綢之路的分道，又有與南方陸路絲綢之路相連的通道。經分析，古代西藏不僅是絲綢之路的莫大受益者，也是絲綢之路的積極拓展者，在今天的“一帶一路”大戰略中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定位。

王紅麗、崔晨濤在《西藏古代郵驛的發展與傳播特點》（《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 1期）一文中對古代西藏郵驛制度的產生、發展、滅亡及傳播特點進行了闡述。文章認為，在與唐王朝不斷的往來過程中，吐蕃逐漸建立起比較完善的郵驛制度。自元代政權歸中央后，歷代王朝為統治西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廣開驛路、設置驛站、制定嚴格的管理驛站的制度、輸送管理驛站的官員。但是西藏由于自身政治、歷史、地理等的特殊性，在把郵驛作為主要信道來傳遞和接受信息時，形成了自身獨有的傳播特點。不過最終隨著侵略者“客郵”的建立，郵驛作為西藏古老的通信方式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