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獻

如同往年的研究，本年度文獻研究的成果仍然非常可觀。

1.歷史文獻

藏文歷史文獻方面，首先是史籍和文獻的譯注。本年度，由周潤年翻譯的巴臥·祖拉陳瓦的史學名著《賢者喜宴》之《噶瑪噶倉史》繼續在《西藏民族大學學報》連載?！丁促t者喜宴——噶瑪噶倉〉譯注（三十）》（第 1期）主要記載了第八世噶瑪巴活佛米覺多杰晚年的一些活動。米覺多杰在藏歷虎年（1554年）患病期間仍繼續傳法布教，并做出下一代轉世活佛的出生地等預言，最終于虎年八月二十三日圓寂。文章還介紹了八世噶瑪巴培育的眾多佛學無阻的殊勝弟子，包括紅帽系五世活佛袞強耶拉、攝政活佛扎巴班覺、司徒活佛卻吉沃色、年巴活佛、吾瑪谷杰、日綽谷杰等，他們為傳承八世噶瑪巴的教法作出了重大貢獻。

《娘氏教法源流》藏文原名為《教法源流·花蜜精粹》，成書于 12世紀，屬于較早出現的藏文史籍之一，主要講述了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及傳入吐蕃后的發展情況，一直寫到后弘期開始寧瑪派的發展，其中詳細記載了吐蕃王朝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作者娘·尼瑪沃色出生于今山南地區洛扎縣，是當地的政教領袖，為當時寧瑪派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本年度《中國藏學》繼續連載許淵欽的《〈娘氏教法源流〉譯注（七）》（第 3期），為《娘氏教法源流》第三章“宣說吐蕃”中第十節迎娶尼妃墀尊與漢妃文成公主及第十一節赤松德贊與堪布、阿阇黎的事跡（藏文版第 233頁第三段至第 276頁第一段），內容涉及松贊干布時期尼妃和漢妃在吐蕃建造佛殿、弘揚佛教，以及松贊干布之后芒松芒贊、都松芒布杰、阿聰、赤松德贊等歷代贊普弘揚佛教的歷史。

明代岷州僧人班丹扎釋曾于景泰三年封為大智法王，是明朝分封的第四位法王。近年來隨著《西天佛子源流錄》等文獻的發現，關于班丹扎釋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李志明、洲塔的《新發現的兩件班丹扎釋法旨及相關史實考述》（《中國藏學》第 3期）就新近發現關于班丹扎釋的兩件法旨進行了研究。這兩部法旨由北京大隆善寺發往岷州大崇教寺，發出時間分別為宣德六年（1431）和正統十四年（1449）。文章在對兩部藏文法旨的規制進行介紹后，對法旨進行了謄錄和漢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釋讀和事實考述，由此提出大崇教寺由班丹扎釋初建于明永樂十五年（1417），奉敕重修在宣德二年（1427）等觀點。另外，文章最后還就大崇教寺的法脈傳承做出了嘗試性探討。

其次是對藏文文獻的研究。《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已經在《西藏民族大學學報》連載 30期，關于其所涉及的豐富內容和文獻價值，逐漸為學界所熟知。張屹、周潤年在《藏文史籍〈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的內容及其史學價值》（《民族研究》第 1期）中對這部文獻的作者、版本流布、研究現狀、主要內容、史學研究價值等進行了介紹。文章認為，《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記載涉及了元、明時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宗教、文化等方面，同時也對漢文史籍記載漢地歷史及西藏歷史的某些方面有所補充。該卷記述詳備，考證精當，而且史料豐富、可靠，很多史料可與漢文史籍相互印證，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

張云在《藏文史書〈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學術價值》（《民族研究》第 6期）一文中對釋迦仁欽德撰寫的《雅隆尊者教法史》一書做了比較全面的考察。文章先后討論了該書作者的家族、寫作緣起與目的、編著原則、史料來源等，同時就該書突出的學術價值與存在的不足進行了分析，兼論及該書的抄寫年代。文章最后分析了元明之際藏族史學快速發展的原因，認為元朝的大一統、各民族各地區交往的現實確立了大一統的歷史觀念；西藏地方宗教界上層頻繁前往內地從事政教活動增進了他們對內地的了解和認同；而這些史學名著的寫作能與如此眾多的因素產生關聯，也體現了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在古代藏文文獻中，有一部專門記載吐蕃王陵的著作——《桑瓦央瓊》。該書記載了吐蕃王朝時期共 50位歷代贊普和王室成員陵墓的具體情況，對陵墓的規格、分類、位置等進行了詳細敘述。夏吾卡先在《一部吐蕃王陵的史冊——〈桑瓦央瓊〉的研究與翻譯》（《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中對這部珍貴文獻做了初步的介紹，其中重點探討了其成書年代以及與吐蕃著名《五堅》史籍間的歷史淵源。在此基礎上，作者就該文獻的文獻價值進行了探討，認為盡管其中一些問題還需進一步解讀，但其作為迄今存世唯一一本吐蕃王室墓主最齊全、陵墓信息量最為豐富，且成書年代最為久遠的一部專著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阿貴的《新發現藏文史籍〈王統日月寶串〉評述》（《西藏研究》第 1期）一文中對近年新發現的《日種王系》和《月種王系》兩部有關西藏西部古代史的重要藏文史籍進行了介紹?！度辗N王系》約著于 15世紀，作者是古格班智達·扎巴堅贊，重點記述普蘭王系；《月種王系》撰者不明，但行文、內容簡練古樸，類似吐蕃出土文獻，其成書年代不會晚于 12世紀，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文章從書名含義及其翻譯、主要內容及其特點、史料價值等幾個方面對兩部文獻做了相對全面的介紹，認為兩部史籍雖然成書年代各不相同，但內容明顯有別于其他多數藏文史籍，對研究吐蕃歷史文化、早期阿里各王系之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漢文歷史文獻方面，首先是近代文獻的整理。本年度，《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繼續整理發表了近代涉藏的相關漢文歷史文獻，比如第 3—6期連載的歐陽無畏的《藏尼游記》（韓敬山整理）。民國時期歐陽無畏曾兩次入藏，前后達 9年時間。第一次在藏期間，歐陽無畏于 1937年 7月至 1938年 1月自拉薩經日喀則前往尼泊爾，歷時 192天，詳盡記述沿途風土源流，尤其是目擊清中央政府在藏各類機構今昔境況，對清末駐藏大臣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九世班禪返藏、亟待中央政府強力治藏均做了深入研析，撰成約 10萬字的《藏尼游記》。文中他強烈呼吁漢藏佛教界要密切溝通交流，同時希望中央政府樹立底線思維，提出治藏之要在于教育，最終使藏族等邊疆民族逐漸融入國家整體民族的理念。整理者全文照錄了原文并重新標點，對其中相關問題做了必要的注釋，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

本年度，中國藏學出版社繼續出版了《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32輯，題為《我的西藏記憶》，其中收集了夏景文《十八軍先遣支隊進軍西藏簡錄》、陳明義《壯麗的詩篇英雄的道路——進藏初期后方運輸與修筑康藏公路紀實》、西藏駐格爾木辦事處《一條公路一個城市一座豐碑》等 49篇回憶文章，生動地再現了當初進軍西藏和建設西藏的基本歷程。楊一真整理的《進軍西藏日志（1950—1951）》（學苑出版社），則用日記體的形式較為系統、全面、客觀地綜述了 1950、1951年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基本情況。部分文件作為附錄補充在文末。

其次是文獻研究。趙心愚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務印書館）共分 5章，從史料學的角度對清代西藏地方志這一特殊史料系統進行了整體和全面的研究，分別涉及了清代西藏各地方志的作者及成書時間、資料來源、傳承關系、編撰體例、總體特點及史料價值等諸多方面，比如《西藏志考》《西藏志》等書著者及成書時間的考證，清代西藏方志的資料來源及幾部主要著作間（《西藏記》與《西藏志》，《西藏考》與《西藏志》《西藏志考》等）的關系考，《西藏志》、宣統《鹽井鄉土志》等方志的特點及其資料價值等。另外，作者還對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例言及目錄著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書后附有 4篇附錄。該書是目前為止系統地探討清代西藏方志的重要著作，為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了抗戰建國，加強了對川康邊區的治理與開發，由委員長成都行轅組織力量，根據舊有資料，收集有關文獻資料，調查川康邊區各方面的情況，最終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整理成《川康邊政資料輯要》，并在成都付梓成書。《川康邊政資料輯要》由成都行轅主任賀國光主持編撰，包括了川康二省的邊地二十九個縣的基本情況，洋洋二百多萬字，可稱為當時抗戰建國艱難時世下政府出面主編的大型文獻匯編。全書包括總的《序言》《例言》及各縣情況、地圖等內容。王川和朱曉舟在《“注意川康邊事之整理，完成建設新西南之使命”——1940年賀國光編纂〈川康邊政資料輯要〉及其重要價值》（《西藏大學學報》第 1期）一文中對這部資料集的編纂過程、主要內容、文獻價值和整理本的編纂說明等做了相對全面的介紹。

英文漢譯文獻方面，本年度《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 1—6期）連載了由鄧銳齡摘譯的英國藏學家阿拉斯泰爾·蘭姆的《英屬印度和西藏，1766—1910》。該書初版于 1960年，原書名為《英國與中國中亞——通往拉薩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后經刪改補充，于 1986年以《英屬印度和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為名出版。作者依據英國所存大量檔案，包括當年英當局的文書、函牘、工商業者的稟帖、新聞界的評論等，敘述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宣統二年（1910）長達 145年間，英屬印度與西藏的關系及英國對藏政策形成遞嬗的過程?？傮w而言，該書如實客觀地反映了這段歷史，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摘譯（一）敘述了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之間最初接觸的過程，分析并指出中國在西藏擁有絕對權威的地位（由梁俊艷翻譯，鄧銳齡校訂）。摘譯（二—六）敘述了英屬印度吞并和控制西喜馬拉雅山區諸邦、控制錫金、迫使不丹就范、英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得勝后屢次交涉西藏開放問題、中英簽訂《煙臺條約》后英人獲得旅行中國西藏等地的權利、英印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后吞并錫金，并使中方將西藏的亞東開放等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