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經濟、社會

朱麗雙《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書，從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民國時期的中央政權不斷試圖派人越過重重地理和人事上的障礙前往西藏，這些遣派人員包括高官大員、普通文吏、商人、特工、僧侶等各界人士，身份不同、入藏原因各異，書中稱之為“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主要選取了 15位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通過翔實的史料考察這些“專使”前往西藏的歷史背景、在西藏的活動及其體察藏族社會的獨特視角。作者指出其赴藏的主要目的是調查西藏社會、增進漢藏情感，以重建中央對西藏的主權。以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吳忠信辦理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為例，由于這些專使的努力，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是因為西藏專使在聯絡并增進漢藏情感方面的失敗，他們在整體上并未與西藏地方當局建立起一種較親善的關系，沒能消除清末以來長期形成的漢藏隔閡，民國時期的西藏進一步離心于內地，從而為 1949年后復雜的漢藏關系埋下了伏筆。

孟鴻在《1947—1959年西藏情勢分析兼駁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中國邊政》208期）中認為，自遜清季世以來，俄英為競逐中亞，先后派出間諜入藏，蠱惑、煽動十三世達賴喇嘛及藏地僧俗高層，而清廷所派駐藏大臣類多尸位而已，致譏為熬茶大臣，于是藏事日隳，以致難以收拾，及至民國時代，北洋政府忙于處理外蒙古問題，對藏事似已力絀，及至北伐完成始著手藏事，西藏與中央稍有接觸。文章就 1947年藏地原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被毒害而死，至 1959年“四水六崗衛教軍”向十四世達賴喇嘛獻“金寶座”之十三年間所發生的頗多事件進行了分析。

孟鴻在《2015年媒體對新疆、西藏報導之分析》（《中國邊政》205期）中總結 2015年（臺灣）媒體對新疆、西藏情勢的報導，發現前者明顯多于后者，新疆問題尤為嚴峻，其中若干極端分子，已有與國際恐怖主義掛鉤的跡象；至于西藏情勢，仍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重心，不過一年來達賴喇嘛因年事已高，而大陸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日趨壯大，歐、美、日等國家想利用達賴“騷擾”中共的邊際效應，已呈日見遞減現象，達賴似乎已不再是國際媒體寵兒，一年來見報頻率已不如往年之多，大有秋扇見捐之勢，文章就 2015年一年媒體對有關新疆、西藏之報導，進行了分析評論。

吳楚克、馬瑞雪《社會分工視角下河湟回藏民族關系》（《中國邊政》208期）一文強調，民族關系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歷史的沉淀，又是對現實環境和條件的反映。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及民族關系始終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它與國家的安定團結、政治穩定和進步繁榮息息相關。文章以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為研究方法，探討回、藏民族之間關系為什么從“共生互補”轉變為“競爭自利”，通過分析這種典型的民族關系變遷，證明社會分工才是民族關系發展的根本原因。

王廷宇的《自西而東：從 Sherpa人與嘉絨人的比較來反思喜馬拉雅藏區的社會組織與親屬研究》（《臺灣人類學刊》14卷 2期）一文，把討論焦點放在社會組織與親屬的層面，通過比較喜馬拉雅藏區最東緣的卓克基嘉絨藏族與西部的夏爾巴（Sherpa）人，試圖呼應并進一步突顯此區域東部的異質性，其在歷史觀、社會組織與親屬婚姻等方面，與中心地區或西部有著極為不同的面貌。作者發現在東亞、南亞與內亞交界的藏區東部，除了藏傳佛教以一種由上而下，由文明和宗教中心向邊緣擴散所產生的同質性之外，另外一種產生藏文化同質性的重要機制則是社會結群的策略，以一種由下而上，由邊緣往中心的方向擴散。文章透過初步的比較研究，讓東部不再是只反映出中心或西部的特色，而是能開始重視東部的文化、社會、語言與歷史的特色。

劉堉珊在《印度流亡藏人苯教信仰者的邊緣化處境與生存策略》（《考古人類學刊》84期）一文中分析，流亡藏人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原本僅存于僧侶階層間對苯、佛關系的教義爭論，進一步發展成為雙方信仰者爭取社會資源的主要憑借。“流亡政府”將藏傳佛教視為文化與歷史正統的論述，以及依照“官方認定”的宗教教派分配各種社會資源的政策，使苯教信仰者開始意識到，唯有讓苯教取得“正當”且“核心”的位置，才得以爭取其生存所需的各種援助資源。文章檢視了近五十年來，流亡印度的苯教信仰者如何在這樣的處境中運用不同權力主體（包括“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等）間的矛盾或沖突，發展新的社會關系并重新詮釋其社群認同，以爭取最多選項的政治、經濟、宗教等資源。

王守斌的《藏傳佛教對藏區學生人際交往的影響》（《萬能商學學報》21期）一文，針對藏區學生的交往心理、交往傾向、藏傳佛教中關于人際交往的禁忌內容，以及藏傳佛教對藏區學生人際交往的影響等各方面進行分析探討，借以了解藏傳佛教對藏區學生人際交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