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藏傳佛教歷史與現狀研究

藏傳佛教歷史研究包括教義的傳播，寺院、人物等的歷史等，相對應的包括目前藏傳佛教的一些相關現狀的問題研究等。本年度這方面的成果如下：

吳景山和賈競陽的《碑文所見明代在甘青地區弘揚藏傳佛教的客觀條件》（《中國藏學》第 3期）認為，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區大力扶持藏傳佛教，通過廣建寺院、頒行詔諭等措施安定僧俗民眾，以期實現社會的穩定。明朝藏傳佛教之所以能在這里順利傳播，究其終極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區就已經具備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圍，和睦相處成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觀條件。

魏文的《滂汀巴昆仲與上樂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傳》（《中國藏學》第 2期），通過對藏文文獻材料的發掘，揭示出后弘期初期尼泊爾著名的上樂教法傳承上師滂汀巴昆仲曾在甘青地方活動的歷史史實，并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討論了其本身在早期上樂傳承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與同時期西夏上樂教法初傳的密切關系。同時，本文也以此為基礎，考察了后弘期初期滂汀巴昆仲對于溝通印、藏、漢佛教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楊士宏和山聰的《明代藏傳佛教在“洮河岷”地區的發展——以卓尼石門寺為例》（《中國藏學》第 3期），以卓尼石門寺為例，討論明代藏傳佛教在“洮河岷”地區的發展情況。文中提到“洮河岷”地區既是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自然邊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邊界”。其中，藏傳佛教自明以降在此廣為傳播，并與其他民族文化在相遇、相識的過程中，形成“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

旺多的《藏傳佛教覺囊派發展史述評》（《西藏大學學報》第 1期），以漢藏史料為依據，以藏傳佛教文化多元性為依托，展示覺囊派發展軌跡及獨樹一幟的一面。文中提到覺囊派是藏傳佛教較有影響的一個教派，該派曾在歷史上受到冷落、排擠甚至打擊，走過了較為漫長的艱難歲月。覺囊派作為藏傳佛教的一個教派，有自己的神學理論體系、自己的獨特發展軌跡、自己的特定法脈傳承，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眾生信徒。

陳慶英的《關于元代藏傳佛教噶當派的幾個問題》（《西藏研究》第 4期），內容包括：噶當派是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教派，元代是噶當派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由于噶當派支派分散，注重經典修持，參與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歷史研究中提及噶當派的論著不多。元代近百年史中，噶當派起初由于自身態度受到蒙古勢力的打擊，之后很快得到恢復，對由元王室支持的薩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權力大部分表示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滿，終抵不過潮流所趨，隨著薩迦派的關系與元朝廷建立了聯系，完成了編輯納塘版大藏經的巨大工程。梳理噶當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續和發展脈絡，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研究藏傳佛教各個教派的歷史。

關于藏傳佛教現狀方面的研究，黨措和安見才仁的《白玉達唐寺寺院教育的現狀與思考》（《西藏大學學報》第 2期），對川青交界地帶的果洛州久治縣寧瑪派寺院白玉達唐寺的寺院教育現狀進行了調研。通過對該寺教法傳承、教學體制、教學內容、組織形式等方面的研究，認為該寺寺院教育既繼承了寧瑪派舊有教育的傳統，又在吸收格魯派寺院教育特色基礎上有所創新，博采佛教教育、世俗教育和義務教育之長，形成一套佛教理論與密法實踐緊密結合、學習次第循序漸進，精心培養與服務僧眾相結合的教育體系，以本派高僧著述為主、顯密并舉的教育內容；以月考和年考相結合的嚴格考試制度；以顯密高級佛學院和白蓮明慧學院相結合的培養制度；以學識淵博、精通佛理、傳承佛法、嚴守戒律、道德高尚、化世導俗、引領眾生為培養目標的教育方法，以及井然有序的組織體制，為藏族人民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推動了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

現狀研究方面的論文還有王少明等的《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藏傳佛教寺廟管理的思考》（《西藏研究》第 1期），文中提出了以下觀點：廣大僧尼的公民本質，是加強和改進藏傳佛教管理的法理依據和邏輯起點。深刻把握藏傳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變化，對于提高藏傳佛教寺廟的教育、管理和服務水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進行積極的社會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和有效執行、適應社會發展、維護藏區發展和國家穩定、加強宗教生態建設都必然要求加強和改進藏傳佛教寺廟管理。

關于藏傳佛教在國外的傳播，本年度有兩篇論文，其一是白瑪措的《藏傳佛教在美國傳播的田野考察》（《中國藏學》第 3期），論文利用作者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訪學的機會，對藏傳佛教在美國的情況進行采訪和問卷田野調查。論文依據田野的體驗，分析了美國人接受藏傳佛教的自身原因，由此提出藏傳佛教在美國和中國的主要區別，并揭示藏傳佛教在西方發展的趨勢。其二是黃云靜的《海外藏人移居美國與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和發展》（《世界宗教研究》第 3期），文中提到藏族人移居美國始于 20世紀 50年代，藏傳佛教也隨之傳入美國。如今，在美國已經形成一些固定的藏族人社區，而藏傳佛教在美國發展已經超出了藏族人社區，進入了美國的本土主流社會和精英群體，不僅對美國社會產生影響，亦對中美關系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