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

基于原有的基礎，吐蕃史研究一直以來都保持著研究成果多、涉及范圍廣的特點，隨著對新資料的挖掘以及對文獻的重新解讀、歸納，本年度的吐蕃史研究在唐蕃關系、制度建制、歷史人物研究等方面進一步的深入，其他方面也有代表性論著問世。

唐蕃關系是唐朝時期中原王朝與邊疆地區民族政權關系史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張云的《唐蕃之間的書函往來、對話與溝通》（《中國藏學》第S1期）一文依據藏漢歷史文獻，從吐蕃贊普與唐朝皇帝之間的書信往還及其主要議題、唐朝皇帝與金城公主的往來書信、唐朝皇帝與吐蕃宰臣將軍書、唐蕃宰臣及統軍將領之間的書函對話內容對吐蕃與唐朝之間的對話、溝通及聯系渠道等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通過這些涉及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的書信的分析，可以看到唐蕃雙方在一定歷史時期所面對的問題，雙方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和態度，雙方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反復交流尋找共同點的努力，以及不斷促進唐蕃關系朝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的史實。

吐蕃制度建制方面，陸離的《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獻為中心》（中華書局）一書，利用敦煌新疆出土的文獻和同時期的漢、藏文文獻，通過爬梳、比較研究，對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諸多職官、基層兵制、司法制度、賦稅制度、勞役制度、倉廩制度、市券制度、敦煌寺戶制度，以及吐蕃告身制度、驛傳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的具體內容、源流演變、發展影響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楊銘在《〈新唐書?南蠻傳〉吐蕃“蘇論”考》（《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中，對《新唐書?南蠻傳》及《冊府元龜?外臣部》等文獻中記載的吐蕃官吏“蘇論”一職進行了分析，通過與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贊普傳記》與《唐蕃會盟碑》等古藏文文獻中出現的“so blon”一詞的發音對比，加上對吐蕃節度的分布與職守的分析，認為漢文文獻所載的吐蕃“蘇論”應為古藏文“so blon”的音譯，是吐蕃節度使屬官的一種代稱，專指為吐蕃守邊的官吏。

人物研究方面，著名藏學家安多?卡爾梅?桑丹堅參的《吐蕃贊普赤達爾瑪的統治及其后的簡要歷史》（德康?索南曲杰英藏譯，看召本藏漢譯，《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重點探討了吐蕃末代贊普達瑪烏冬贊（朗達瑪）及其后的歷史，其中對幾乎已成定論的“朗達瑪滅佛”一說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作者認為，赤達爾瑪取消了由國庫供養僧侶的制度，但并沒有消滅佛教，當時密乘反而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還將密咒金剛乘視為佛教的精髓。贊普赤達爾瑪取消國家供養僧侶的制度，惹怒了桑耶寺的堪布，并招致了殺身之禍。西藏從此陷入了長期的封建割據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宗教派別紛爭的混亂局面，藏傳佛教后弘期逐漸開始。

馬德的《吐蕃國相尚紇心兒事跡補述——以敦煌本羽77號為中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根據日本新出《敦煌秘笈》圖錄中所收羽077號之《本闡哺為宰相就靈龕祈愿文》、《某判官為國相尚給心兒祈愿文》和《贊普祈愿文》等三部文書，對吐蕃國相尚紇心兒的相關事跡進行了補述。這三部文書記載了在敦煌舉辦的與吐蕃宰相尚紇心兒相關的三次佛事祈愿活動，反映了尚紇心兒第二次短暫住敦煌期間曾一度想辭官事佛，但又不得不重新出山的過程，時間應該在公元817—819年間。

張延清的《吐蕃缽闡布考》（《歷史研究》第5期）一文，分析了缽闡布的起源及其音義，并對力促唐蕃會盟和遠赴敦煌處理政教事務等缽闡布的主要活動進行了介紹。

另外，姚律的《關于唐代“西蕃”一詞是指稱吐蕃還是回鶻的再討論》（《敦煌研究》第1期），對李樹輝《庫木吐喇石窟第75，79窟壁畫繪制的年代和功德主身份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載西州“貞元七年沒于西蕃”是指回鶻的說法提出異議，并結合《全唐詩》收錄的描述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贊普棄隸蹜贊的和親詩18首以及詠敘朝廷命官出使“西蕃”的送行詩，認為唐代“西蕃”一詞不是泛稱，而是特指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