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明清

本年度關于元明兩代有多篇文章發表，特別是明代藏族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1.元

元代，西藏被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其中薩班?貢噶堅贊為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王堯的《西藏歷史進程中的兩座豐碑——薩班?貢噶堅贊與阿沛?阿旺晉美合論》（《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對薩班?貢噶堅贊和阿沛?阿旺晉美這兩位藏族歷史上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歷史坐標性人物進行了介紹。文章認為，薩班?貢噶堅贊與阿沛?阿旺晉美兩人所處的時代和平生的經歷縱有不同，但均有一種“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的胸懷，并且持守“滴水雖微，入海不涸”的信念。他們敢于在歷史的關頭，以其政治遠見和智慧引領西藏人民，積極投入國家統一、時代進步的大潮之中，因而受到后人廣泛的尊敬和長久的懷念。

葛艷玲在《淺析蒙元與甘青藏族關系的建立及民族間的友好往來》（《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中認為，元朝對甘青藏區的統治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元朝在西藏行使行政管轄的同時，也加強了對甘青藏族的統治，蒙藏與其他民族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更為緊密。

2.明

在西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過程中，明朝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由于受到資料限制，以往明代藏族史研究相對比較薄弱，而這種情況隨著一些新資料的發現得到了改觀。比如羅炤的《明朝在西藏的主權地位》（《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根據新發現的抄本資料《西天佛子源流錄》，結合《明實錄》、《賢者喜宴》、《江孜法王傳》等藏漢史料，對洪武與永樂兩朝治理西藏的歷史和特點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文章認為，僅僅以“多封眾建”和“羈縻懷柔”來概括明朝的治藏原則和政策措施，失之于籠統和表面化。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即明確宣示西藏在明朝的“幅員之內”，其后按照政教分離的原則處置西藏事務，降低西藏宗教和政治領袖的地位，有選擇性地敕封眾多西藏首領。同時，茶馬互市、征集軍馬在朱元璋的治藏方略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永樂皇帝全面繼承并大大發展了朱元璋的治藏方略，其諸多創制，奠定了明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性架構，確保了明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穩定發展。比如賜封大寶法王與更加明晰的政教分離、賜封薩迦派大乘法王與詔令帕木竹巴政權交出薩迦大殿、賜封地區性五王、復置西藏驛站、審察大寶法王轉世靈童等措施，不僅加強了明朝對西藏的治理，而且為后期清代和民國治理西藏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同樣，蘇航的《大智法王班丹扎釋的家族與世系——以〈西天佛子源流錄?佛子本生姓族品〉為中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也以《西天佛子源流錄》之《佛子本生姓族品》為中心，探討了班丹扎釋家族的出自和家族的世系，指出大智法王班丹扎釋是明代著名的藏族高僧，他出自岷州后氏家族，自元代以來即為岷州地區的地方豪族、世襲土司，對當地乃至西北地區的歷史發生過重要影響。大智法王班丹扎釋是明代著名的藏族高僧，不僅道行卓絕，廣宣法要，而且對促進漢藏交流、祖國統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另外，本年度有一部專論明代藏史的專著，即鄧前程的《一統與制宜：明朝藏區施政研究》（人民出版社）問世。該書分制約明朝治藏政策調適的因素、明朝藏區機構設置和治藏策略、明朝強化藏區施政的經濟政策、明朝藏區的宗教文化政策、明朝治藏的歷史地位等5個方面，在考察和分析明朝制定治藏政策的主客觀形勢的基礎上，從明朝藏區地方政權機構建設及對僧俗官員管理手段之異同、以“以茶馭番”和“厚賞來使”的經濟手段輔助政治統治、以“因俗以治”的思想利用藏傳佛教為政治統治服務等方面較為深入地闡述了明朝在藏區施政的基本思路、方法和效果，最后通過對元、明、清三朝藏區施政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明朝在治藏過程中根據主客觀形勢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對緩和且頗具彈性的施政策略，就其實施效果而言，不失為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現實而有效的施政模式，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

韓殿棟、劉永文在《明代筆記中的西藏》（《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明代筆記中記載的相關派員入藏、設置機構、治藏方略、風土人情等做了介紹，認為這些史料既可與正史相互印證，也可補正史之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

3.清

清代一直是藏族史研究當中成果最多的部分，除了大量的論文，本年度還有相關的幾篇著作得到出版。比如許廣智主編的《鴉片戰爭前后西藏百年歷史：1793—1893》、《鴉片戰爭前后西藏百年歷史研究論文選輯》（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兩書，對1793—1893百年間的西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了介紹和分析，前者分為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跨入歷史新階段、危機四伏的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外國侵略勢力對西藏的滲透和侵略活動三部分；后者收錄了《論清代前期對西藏的統治》、《乾隆鼎盛時期中央治藏政策的推演與完善》、《探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與清治藏政策的轉變》等27篇論文。

論文方面，大致可以分為清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清代西藏地方與周邊民族的關系、西藏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滲透等方面。

清朝的治藏政策研究，首先要提駐藏大臣。自清雍正五年(1727)始設駐藏大臣，到宣統末年(1911)的185年間，實際到任的大臣114人，在這一行列中，精明強干者有之，昏庸無能者亦有之，但其中多數為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鄧銳齡的《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依據檔案史料，對19世紀80年代駐藏大臣色楞額在西藏的施政作為進行了介紹。在所有駐藏大臣中，色楞額并不是佼佼者，但是年限最長的一員，且值清廷多事之秋。作者指出，色楞額不是庸碌素餐之流，而是個愿有作為的官員，但值國步維艱，雖已竭盡全力，而事態急轉直下，則非預料所及，如晚清許多有才有識之士一樣，他終是一名悲劇人物。

與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一樣，清廷在雍正年間平定了羅卜藏丹津事件后，為了加強對青海蒙藏民族的統治而設立了西寧辦事大臣。陳柏萍的《西寧辦事大臣設置緣由初探》（《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西寧辦事大臣設置緣由進行了分析，認為清廷出于穩定青海局勢，強化對青海蒙古各部的管理；南護青藏，西防新疆準噶爾部的襲擾；平息地方紛爭，強化中央王朝對青海的治理等三個方面的考慮設置了西寧辦事大臣。

清代西藏地方與周邊民族的關系主要集中在蒙藏關系方面，比如王力的《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系研究》（民族出版社）一書在評述學界對相關領域研究的基礎上，分別討論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等。羅布的《清初甘丹頗章政權的性質和地位問題再探》（《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把目光對準甘丹頗章政權的性質問題，認為：甘丹頗章政權是西藏格魯派寺院集團在和碩特蒙古軍事力量支持下建立，并在和碩特汗廷軍事力量保護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務的次級政權，與青海八臺吉相仿，總體上隸屬和碩特汗廷，而不等同于汗廷。

關于西藏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滲透等方面，有星全成的《六世班禪與波格爾進藏》（《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與梁俊艷的《英國對藏政策的調整與“麥克馬洪線”的前期策劃——以1911年威廉遜事件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星文介紹了六世班禪為首的西藏地方人士強烈抵制和堅決反對波格爾進藏的過程及其意義。梁文通過分析認為英國在阿波爾地區開展的勘察、測量活動，以及擬定的所謂“新外線”，是為1914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出籠所做的精心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