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

考古方面，本年度的成果雖然相對較少，但依然保持了高水準。

呂紅亮的《西藏舊石器時代的再認識——以阿里日土縣夏達錯東北岸地點為中心》（《考古》第3期）一文以阿里日土縣夏達錯東北岸地點的材料為例，認為這里發現了包括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阿舍利工業的典型器物，很可能與南亞次大陸北部混雜有砍砸器傳統的阿舍利傳統相關，可能是一種較早期的工業傳統。另外，文章還對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用“東北邊的故事”來概括西藏高原早期人類拓殖歷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疑問，認為夏達錯東北岸地點的發現揭示出：早期人類自青藏高原西部拓殖高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西藏舊石器研究中，西部地區的特殊性和潛力還未被預見到。

湯惠生的《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的考古學文化及經濟形態》（《考古學報》第4期）一文結合考古資料認為，從理論上看，青藏高原的石器時代（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認為是東亞古人類“廣譜革命”的成果。不過就青藏高原的具體情況而言，“廣譜革命”的理論不能作為一種普世原理而一成不變地加以套用，因為文化的傳播，特別是后來所謂“新石器包裹”的傳播，在青藏高原還存在著一個高海拔地區的適應問題，即所謂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同作者在《青藏高原史前的“廣譜革命”》（《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一文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著名考古學家賓福德提出了考古界所謂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的“廣譜革命”，即當人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均衡被打破后，要應對人口增多和資源不足這一難題，人類所能想到的途徑只有兩種：尋找新的資源或強化利用資源。文章認為，根據青藏高原出土的考古材料可以發現，對小型動物的狩獵和食物強化利用作為“廣譜革命”的理論特征，不僅適用于北美，同時也適用于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

霍巍在《藏東地區考古發現的佛教造像遺存》（《考古學報》第3期）一文中就藏東地區考古發現的佛教造像遺存的分布及其特點進行了分析，指出：迄今為止藏東地區考古發現的吐蕃時期佛教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北、西藏昌都、青海玉樹三個省區之內。文章通過分析認為，上述藏東地區各地考古調查發現的吐蕃時期佛教摩崖造像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其造像題材反映出很大的一致性，即七處造像當中，有六處為大日如來佛及脅侍菩薩造像，從而證明吐蕃王朝時期藏東地區曾經一度十分流行大日如來信仰，且與唐蕃文化交流有著密切的聯系。

霍巍在《關于古格王國早期佛教遺存的再探討——兼評則武海源〈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敦煌研究》第3期）一文中，就日本學者則武海源《西部西藏佛教史?佛教文化研究》一書對古格王國早期佛教遺存的斷代問題進行了探討。則武海源認為，在古格王國境內現存的佛教考古遺址和遺跡都是15世紀以后的遺存，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認為當中可能存在11世紀左右的佛教文化遺存的意見都是不能成立的。文章分別從考古學和文獻學兩個方面就古格故城札不讓和皮央?東嘎石窟的年代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上述佛教遺存可分為早、晚兩期，在沒有對相關建筑物和遺存進行全面調查研究之前，誰也無法輕易斷定所有的建筑物年代都只可能是在15世紀以后，而沒有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遺存。

強巴次仁和卓瑪的《關于藏王墓數目及墓主身份的重考》（《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根據現場實地考察和史料記載，并利用CPS測圖，對西藏山南地區藏王墓群數量及墓主身份重新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