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文獻

本年度的敦煌文獻研究主要是幾部大部頭系列文獻的問世，比如作為《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系列叢書之一，《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②（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錄了編號為IOL TIB J VOL.7—14的85件文獻，有諸多佛經(jīng)、儀軌、題記、醫(yī)療雜方以及摩訶衍禪法頓入門、禪師噶那葉說禪定新要等禪學文獻。《法藏敦煌藏文文獻》（12）（上海古籍出版社）作為《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系列叢書之一，收入P.T.1287—P.T.1302號。內(nèi)容包括贊普傳記、吐蕃大事紀年、小邦邦伯家臣表、春秋后語譯文（以上全彩）、降魔變白畫、牒狀、書儀、十萬頌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等，對研究敦煌吐蕃占領時期的歷史、古代藏漢文字對譯及藏傳佛教文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敦煌吐蕃文獻系列》叢書選取目前已經(jīng)譯成漢文的敦煌藏文文獻，擬分宗教、歷史、社會經(jīng)濟等10個專題，以單一文獻為單位，進行解題、藏文錄文、漢譯文和注釋工作，如某一文獻有多種漢譯本，則一并收錄，以供參照研究。本年度出版兩卷，分別為鄭炳林、黃維忠主編，陳踐選編的《敦煌吐蕃文獻選輯?文化卷》和《敦煌吐蕃文獻選輯?文學卷》（民族出版社）之一。《文化卷》共收錄藏文文書19篇，其中前12篇均為占卜類文書，后7篇系涉及吐蕃時期倫理道德、藏譯漢籍、喪葬習俗等內(nèi)容的文書。編者在將其選入該書時對藏文錄文和譯文均作了訂正并略有改動。書后并附所收敦煌藏文文獻的原卷影印件。《文學卷》共收入寫卷16份，分上、下篇。上篇7份寫卷為英國古藏文學者托瑪斯在1957年譯注的《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所收的6篇寫卷，編者重新加以譯注。下篇9份寫卷，絕大部分曾公開發(fā)表過。編者在將其選入本書時對藏文錄文和譯文均作了訂正并略有改動。書后并附所收敦煌藏文文獻的原卷影印件。

馬德主編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甘肅人民出版社）一書對中國甘肅各地10余家單位收藏的共計6759件（卷）敦煌藏文文獻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包括著錄各收藏單位的編號；文獻的總體數(shù)據(jù)，包括長度、高度、紙數(shù)、抄寫行數(shù)等；文獻的外觀，包括裝幀形式、首尾存況、紙張、卷面殘破情況及其位置等內(nèi)容；文獻的首題、尾題、題記、題名、勘記、印章、雜寫等情況。

在敦煌文獻的研究方面，陳踐的《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項托相問書〉釋讀》(《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對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項托相問書》進行了釋讀。文章完整地收錄了P.T.992原文，然后對其中的疑難名詞做了注釋并翻譯了全文，在此基礎上，將P.T.992號文書與敦煌漢文《孔子項托相問書》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該文書確實將漢文《孔子項遷相問書》的精華全部譯了過來，并且更加緊湊傳神、通俗易懂，同時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對有的段落進行了刪除，在結尾部分增譯了“項托為何追殺水鳥”的寓言故事。作者最后認為，《孔子項托相問書》的藏譯不僅反映了吐蕃時期的翻譯水平，同時也折射出漢藏兩大民族文化交流的多元和頻繁。

法藏敦煌藏文文書P.t.960《于闐教法史》由伯希和發(fā)現(xiàn)于敦煌藏經(jīng)洞，文書內(nèi)容豐富繁雜，包括于闐建國傳說、于闐的守護神名號、于闐的菩薩名號、于闐的著名佛寺、于聞佛法滅沒經(jīng)過等，對研究佛教在于闐的傳播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由《敦煌研究》連載的朱麗雙的《〈于闐教法史〉譯注》系列文章，對《于闐教法史》做了重新轉(zhuǎn)寫、翻譯和注釋。《敦煌藏文文書P.t.960所記于闐佛寺的創(chuàng)立——〈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一》(第1期)一文，首先介紹這部文書的研究狀況及其與藏文大藏經(jīng)《于闐國授記》《牛角山授記》《于闐阿羅漢授記》及《僧伽伐彈那授記》等文獻的對應關系，然后對最初三部分內(nèi)容進行了譯注，包括尉遲散跋婆王與贊摩伽藍之修建、尉遲毗梨耶王與瞿摩帝伽藍之修建、論道沙門之由來。《敦煌藏文文書P.t.960所記于闐建國傳說——〈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二》(第2期)包括毗沙門和舍利弗決海，于闐由海子轉(zhuǎn)成桑田；地乳王子和耶舍大臣建立于闐國的經(jīng)過等兩部分內(nèi)容。《敦煌藏文文書P.t.960所記守護于闐之神靈——〈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三》(第4期)包括于闐的八大守護神、于闐的八大菩薩、于闐的靈驗伽藍以及于闐二部僧伽持見之情況等的譯注。

李并成、侯文昌的《敦煌寫本吐蕃文雇工契P.T.12974探析》（《敦煌研究》第5期）一文對敦煌寫本吐蕃文雇工契P.T.12974與類似漢文雇工契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P.T.12974與同期漢文雇工契相比較，在格式條款方面基本一致：首列立契時間，其次為契約當事人與標的物，第三為違約處罰條款，其后實擔保及署名，最后為契尾畫押。但是在更多地承襲了漢文契模式的基礎上，在文書格式上保持了獨立特色。作者認為，兩者相同的方面反映了藏、漢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經(jīng)濟交往中，吐蕃民族吸收、借鑒漢文化在民間私契層面上的“顯現(xiàn)”。相異的方面又說明吐蕃民族對漢文化的吸收與借鑒是“有的放矢”地進行的，仍然在文書格式方面保留著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文章還對P.T.12974文本雇值缺失進行了考證和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