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當代文學批評

本年度當代文學批評方面的大多數文章集中在小說這一體裁。與往年一致，尤其集中在對阿來小說的批評。此外，對于次仁羅布、白瑪娜珍小說的關注度也呈現升溫趨勢。其他體裁如詩歌、散文的批評也有涉及，但尚處在起步階段。

道吉任欽的論文《藏族當代文學的誕生、發展及其特性》（《中國藏學》第3期）從總體上闡述了“藏族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領域、分期及其所呈現的一般特性。作者認為，藏族當代文學這一概念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二是文學理論方面。從政治方面來看，正是隨著整個藏區的解放，政治制度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社會地位、人際關系和生產生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人民大眾的思想獲得了解放。從文學理論層面來看，特別是受到了中國當代文學、世界文學和文學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影響。基于以上兩個“基礎性建設”，才產生了藏族當代文學。在文學的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上與傳統文學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傳統文學的創作者和欣賞者囿于上層貴族與僧侶階層，而當代文學則普及到了廣大民眾中間。因此，它是一種“新型民族文學”。

作者將藏族當代文學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1）1951年—1978年為第一階段；（2）1978年至今為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文學體裁上以詩歌見長，主要反映了人民獲得解放的喜悅心情和歌唱建設新西藏的偉大工程。這些作品主要包括了進藏部隊和當地個別藏族的漢藏語創造。在第二階段，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激起了作家和詩人的創作熱情，也取得了豐盛的成果。詩歌方面有伊丹才讓、丹正貢布、端智加等一批詩人涌現出來，長篇小說方面如降邊嘉措、益希單增、班覺、扎西達娃、阿來等作家奉獻了杰出的作品。

藏族當代文學之功用呈現出三個特點：首先在于思想啟蒙，眾多作家的創作致力于突破傳統思想的禁錮，追求個性解放。作品反映了社會轉型期間民眾的掙扎、困惑以及艱難生活中的覺醒、啟蒙意識。其次，在于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理性精神。當代文學很好地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理性精神，結合現代思潮來揭露民族意識中的愚昧與盲目，批判封建思想與宿命論，以期達到改造“民族靈魂”的目的。最后，在文學創作手法上藏族當代文學呈現出傳統和現代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具有現實感與玄妙魔幻相結合的文學特色。作家們繼承《詩鏡》等傳統文學理論，同時結合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努力探索和追尋著當代文學創作的新道路。

對于阿來小說的批評，本年度主要集中在《塵埃落定》與《格薩爾王》兩部小說。宋劍華的《〈塵埃落定〉中的“瘋癲”與“文明”》（《民族文學研究》第1期），從哲學視角闡釋了《塵埃落定》的魅力。作者認為，阿來的小說除了從其民族特性、宗教精神或者文化身份認同等視角進行審美欣賞以外，還可以從小說表現和關心的人類“哲學思想”方面給予關照。小說正是通過“傻子”這一人物的“傻言傻語，一點也沒有理性的外貌，卻說出了理性的語言”，表達了作家對人生、社會的哲理思考，表現了作家“如同福柯一樣的思想深刻性——重新去認識人類，重新去認識自己！”

作者通過三個方面來分析此作品所蘊含的“古典時代”的那種哲學魅力。首先小說表達了“歷史文化整合”的思想。阿來以川西藏族作為文化考察與描寫對象，進而向讀者揭示了人類文明的終極走向——傳統對于現代、封閉對于開放的臣服意識。人類社會的文化整合，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其次，作家對人類所謂的“理性”的反思。“傻子”二少爺的“非理性”與其“理性”哥哥的鮮明對比，凸顯于所謂的麥其家族的文明規訓中。通過“理性”與“非理性”彼此之間的相互參照，向讀者揭示出了一個福柯所思考的古典時代的哲理：“瘋人的靈魂并不瘋”，而“世界永遠是個瘋狂的世界”。最后，作者認為阿來通過“傻子”對“我是誰？我在哪里”的關于生命意義的追問，揭示了“人世皆空”的哲學秘密。傻子的死亡、“土司制度”的消亡，表明從人類“欲望”中得到了解脫，一切生命欲望隨著生命的結束而“塵埃落定”。“但麥其家族輝煌歷史的故事終結，卻并非意味著人類欲望的最后終結——舊的‘塵埃’雖然已經‘落定’，但新的‘塵埃’卻正在依舊‘升騰’。這正是《塵埃落定》的創作主題，同時也是作者為我們所闡釋的生命現象的精神本質！”

此外，龔敏律《論阿來小說中的反諷精神》（《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第6期），也是本年度評析《塵埃落定》的不錯文章，作者通過分析“傻子”原型背后的反諷敘述機制等，指出阿來小說與西方反諷精神之間的復雜關系，從中映照出阿來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壇的獨特藝術性和審美性。

關于阿來另一部小說《格薩爾王》的評論，何健的評論文章《后現代語境下的“新史詩小說”——以阿來〈格薩爾王〉為例》（《溫州大學學報》第4期）具有一定的特色。作者認為，《格薩爾王》開拓了史詩小說的表現空間，建構了在后現代語境下“新史詩小說”的寫作出路。首先，本部小說并未停留在將藏族經典史詩轉化為通俗讀物的視角，而是將長篇小說的“史詩性”充分發揮出來，同時在神話和現實、歷史與當下找到了一個契合點，為譜寫歷史、人性、命運等宏大主題奠定了基礎。進而令小說呈現出了一種積極樂觀的英雄主義精神，具有特別宏大和壯美的美學風格。其次，出現于民族國家強化“集體性”意識穩定期的“史詩小說”，在面臨追逐自我存在、逃避群體的后現代思潮的挑戰時，也即此類小說所主張的“宏大敘事”難以為繼的情況下，阿來為此類小說探尋了新的出路。他在小說中擯棄了容易表現“宏大敘事”的戰爭場面的過多描繪，轉而關注人的內心，將筆觸伸向人性深處，揭示出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并尋求解脫之道。小說通過晉美這一藝人形象不斷追問故事的真相，尋求與那位遙遠的神話英雄格薩爾對話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祛魅的過程，祛除了他身上附著的意識形態和神性的光芒，還原為一個真實的人。最后，小說揭示晉美和格薩爾王的迷茫與困惑，來源于他們對人性和命運的思考。進而從這一視角深入下去，探討了人類生存困境的新出路。面對人類在后現代語境中的生存困境，阿來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神話和宗教的慈悲憐憫之心，希冀用神性之光照亮人性黑暗的角落。人性中世俗的一面容易將人引向欲望的沉淪，而宗教所持的慈悲與憐憫之心能夠喚起人性中接近神性的一面，從而擺脫后現代語境中的人類生存困境，作者認為這是《格薩爾王》所帶給我們的收獲與思考。

除了阿來的作品外，青年作家次仁羅布與白瑪娜珍的漢文小說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關注。魏春春的評論《新生代藏族文學的奇葩——次仁羅布小說創作論析》（《西藏研究》第5期），分析了西藏青年作家次仁羅布近年來的小說創作特色。作者認為，作為21世紀頭十年涌現出的“西藏新生代作家”，次仁羅布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前期塑造扁平人物、歌功頌德的老一輩，而是在繼承80年代后期興起的關注民族生存境遇與展現人性復雜性的前輩，特別是受到90年代以來現代文化侵襲下努力建構本民族文化特性的人文主義作家的影響，其小說創作鮮明而深刻地“表現出關懷底層民眾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世界、關注傳統道德與現代文明的沖突、表達其深重的民族情懷和民族文化憂患情緒的寫作特點”。具體而言，其小說具有兩大特色：一個是表達“苦難與救贖”的主題，一個是對現代化進程所表現出的民族情懷的反思。一方面從苦難與救贖來看，小說表現了對歷史、現實與精神三個層面的關心。歷史層面上，小說對于歷史傳統文化對個性思想的禁錮給予了不同的回答。現實層面上，小說人物面對現實中造就的種種苦難，表現出了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與信心，不悲觀，不逃避，構建新的生活希望。通過這種世俗幸福來完成自我救贖。精神層面上，不能適應現代城市文明而造成的精神苦難來說，表現了小說人物無法完成自我救贖而沉淪或采取了“自我放棄”的極端行為。另一方面，面對急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民族生活、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獨特性面臨著嚴重的現代挑戰，固有文化的形式失去文化生長的溫床，或者消失，或者以另一種姿態開始悄無聲息地延續著。作者基于民族文化憂患情緒，在其小說中傳達出了一種民族情懷的反思。同時，作者認為這種思考已經突破了地域和民族文化的限制，表現出了西藏新生代作家的特點。

徐美恒的《論白瑪娜珍的兩部長篇小說》（《河北廣播電視大學》第3期），評論了西藏女作家白瑪娜珍的兩部長篇小說《拉薩紅塵》和《復活的度母》。作者認為，從題材的現代性和對現代生活中女性情感世界的把握來看，兩部長篇小說中開拓了藏族女性現實生活的表現空間，反映了藏族女性文學的成就。

作者認為，小說從寫作手法上突出了一種散文化的寫作。這種寫作的缺點在于敘述思路方面，“場景的跳躍性描寫和人物心理活動的直接切換使作品閱讀起來不那么連貫，在理解上也需要費一些心思。但這種敘述方式的優點也十分明顯，就是直接切入人物的內心世界，使敘述轉化成體驗式，本質上帶有抒情，因而更容易在閱讀上實現心靈溝通”，形成了一種抒情的散文化小說文本。另外，兩部小說均以女性作為主人公，反映了西藏女性意識。關注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世界，思考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而且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其小說具備了顛覆其他文化所謂女性主義話語權的價值，更具有展示藏族女性文化的魅力。

此外，小說中呈現的虔誠的宗教情感，通過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大量的對宗教寺廟和宗教活動的飽含深情的描寫流露出來，使其小說具有了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濃郁的地方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