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筑

藏族建筑風格獨特，無論宗教建筑，抑或民居住房，均折射出藏地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和民族文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考古學者即已開始對西藏古建展開考古調查，至今已碩果累累，2011年關于藏族建筑的研究仍以古建，尤其是寺院建筑方面為重點。

拉都的《藏傳佛塔的起源及其象征》（《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對藏傳佛塔的起源和類型進行了梳理，對藏傳佛塔的主要含義及象征進行了重點剖析和闡述。

劉鐵程的《“拂廬”考辨》（《西藏研究》第1期）對漢文史料中出現的吐蕃帳篷“拂廬”一詞的藏語對稱加以考證，通過民族學資料在形制上將藏式牛毛帳篷sbra與蒙古包phying gur加以區別，并結合文獻中對“拂廬”的記載紛紛對“拂廬”即“拂于穹廬”、“拂廬”即氆氌（phrug）、“拂廬”即頗章（pho brang）等說法予以駁斥，最終肯定了學者Berthold Laufer的“拂廬”應為藏語sbra（即帳篷的總稱）的說法，并以文獻予以印證，對于學界討論熱點的青海郭里木棺板畫中的宴飲帳也給予界定，據其形制該帳并非“拂廬”，而是阿爾泰式的蒙古包，即藏文中所稱的phying gur。該文考證嚴謹，文獻征引廣泛，仍輔以民族學考察資料，尤其是對青海郭里木棺板畫中宴飲帳的蒙古包的判定，值得學界進一步關注。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挑選西藏地區代表性建筑，出版了《古格故城建筑遺址》、《大昭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4本西藏建筑藝術叢書，該套系列叢書由西藏建筑勘察設計院與中國建筑技術研究院歷史所主編，木雅?曲吉建才修訂，是從建筑學角度對西藏建筑加以挖掘與分析的研究著作。《古格故城建筑遺址》詳細講述了古格王國及其建筑發展的歷史，通過大量的測繪圖、圖片展示西藏古格王國的建筑遺產。其中大量的實拍照片系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攝，目前很多建筑遺跡、壁畫、佛像等已不存，因此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大昭寺》對大昭寺的建筑歷史和建筑風格進行細致梳理，突出其獨特的建筑型制、建筑布局，以及建筑內精美的裝飾、壁畫和佛像。《布達拉宮》從建筑學角度對布達拉宮建筑群的建筑歷史、建筑形式、建筑特色、裝飾特色、結構與施工工藝、壁畫、造像、靈塔等內容加以闡述和剖析，配以大量的平立剖面測繪圖和精彩的圖照，立體式地再現了布達拉宮雄偉、精致和神圣的一面。《羅布林卡》則是從造園藝術、建筑藝術等方面對這座集藏族造園、建筑、繪畫、雕刻等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于一體的園林遺產予以闡述。

舒乙的《見證親密：紀北京承德兩市帶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民族出版社）圖文并茂地記錄了京、承兩地多塊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包括京城十五塊有藏字的石碑，藏式建筑——京城的精彩，重修頤和園后山的藏式建筑群，保護有藏文的石碑，開放清凈化城塔等，同時考證了我國多民族團結統一的源遠流長的歷史。

對藏式民居建筑的研究主要有：

多爾吉、紅音、阿根的《東方金字塔高原碉樓》（中國藏學出版社）系統梳理了四川阿壩與甘孜兩地碉樓建筑，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對藏族碉樓的起源、歷史、類型、結構加以介紹，下編則是對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馬爾康、金川、小金、壤塘、黑水、理縣、汶川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康定等地的碉樓的田野調查，描述了各縣碉樓的分布情況、碉樓的形狀、碉樓的GPS位置、所在海拔等，統計了完整碉樓、殘缺碉樓和垮塌碉樓的數量，并整理了有關碉樓的傳說。

王慧杰的《西藏地區建筑色彩美的構成因素》（《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從建筑物與周圍環境的協調性、建筑色彩的構圖比例以及色彩關系等幾方面對西藏建筑特點進行了探討與分析。

李文博、格桑央宗的《西藏拉薩地區傳統建筑風格探討》（《西藏科技》第4期）對拉薩地區傳統建筑的起源和風格及其建筑的造型手法、用色特點、建筑材質的應用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對今后拉薩地區建筑風格的發展方向予以建議。

余永紅的《隴南白馬藏族民居建筑的地域文化特色》（《民族藝術研究》第5期）對“藏彝走廊”白馬藏族聚居地區，主要是文縣白馬河流域以及民堡溝一帶的民居建筑在內部結構、組合形式、裝飾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加以探究，著重關注其在文化形態上與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疊加的綜合性特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