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樂

傳統藏族音樂往往與藏傳佛教法樂聯系緊密，2011年更多學者將視角投向藏傳佛教儀式音樂的研究中，這里有宏觀的綜論研究成果，亦有微觀的以噶舉派、覺囊派等不同教派儀式音樂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案例。

宛煜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藏族音樂藝術發展綜論》（《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以時代為線索，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即1950年至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前的藏族地區音樂概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藏族地區音樂頑強發展以及1978年至今新時期以來藏族地區音樂取得的成就，其中對新時期以來藏族地區音樂藝術的發展論述頗多，主要從傳統音樂的收集、整理、研究，音樂創作以及藏族音樂人才的培養與藝術院校的建立幾方面進行介紹，對于藏族音樂創作作品的綜述尤其詳細全面。

楊民康的《從西人游記史料管窺古代蒙、藏佛教儀式音樂文化》（《西藏藝術研究》第3期）和《清代北京藏傳佛教的道歌演唱與藝僧制度——兼論三世章嘉活佛對傳承傳播蒙藏佛教樂舞的貢獻》（《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第4期）主要是從歷史文獻資料考察藏傳佛教音樂文化，前者以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為視角，對魯布魯克、古察伯、崔比科夫等西方人所著游記加以考察，從中管窺古代蒙、藏佛教儀式音樂形態。分為三部分，即從13世紀西方傳教士游記看蒙古地區佛教音樂的多元化、西方傳教士眼中的清代蒙古佛教音樂、從西文游記史料看清代藏區藏傳佛教節慶樂舞，其中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人崔比科夫所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書中摘取出26種儀式音樂，記錄尤詳，錄其儀式時間、名稱、執儀人、內容、音樂形制。后者對《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等史籍中有關三世章嘉活佛的道歌演唱、培養藝僧和組織、統管節慶儀式樂舞表演等事跡的相關記載進行梳理，從個案的角度對清代北京藏傳佛教的道歌演唱與藝僧制度加以研究，論據翔實，視角獨特。

朱雁、滿當烈的《解讀青海藏傳佛教噶舉派唱誦藝術——以當卡寺〈禱祝清凈極樂世界誓愿〉法會為例》（《西藏藝術研究》第3期）通過對青海當卡寺《禱祝清凈極樂世界誓愿》法會的調查，從唱誦藝術、吟誦藝術、念誦藝術以及樂器演奏等幾方面總結噶舉派經文唱誦的音樂藝術特點，視角新穎，理論扎實。

更堆培杰、覺嘎的《西藏雄色寺佛樂“絕”及其“絕耷”研究》（《法音》第5期）對拉薩曲水縣雄色寺的“絕”法會及其“絕耷”音樂基本形態加以研究。“絕耷”，即斷我執法歌。雄色寺“絕”修持及其演唱的“絕耷”音樂是每月13日該寺尼眾們為紀念大成就者吉尊曲英桑姆圓寂而舉行的，作者認為其“絕耷”法歌在音樂結構模式、旋律音調、調式調性有別于其他尼寺法歌，并配以十余首“絕耷”音樂分析加以說明輔證。

楊曦帆的《修行梵音——藏傳佛教覺囊派藏哇寺寺院器樂音樂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第1期）通過四川阿壩州藏傳佛教覺囊派藏哇寺寺院器樂音樂研究，探索其音樂特點，闡釋其修行與梵音在文化上的內在關聯，全文分五部分：1.藏哇寺地理環境、歷史演變與音樂傳承；2.藏哇寺器樂音樂的一般情況；3.藏哇寺的器樂音樂描述；4.梵音、修行的人文解讀；5.信仰社區———聲音的影響。各部分層層遞進，逐步挖掘音樂在宗教修行之中的功能和意義。

王華的專著《西藏熱巴音樂文化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對熱巴基本形態、歷史源流、音聲形態特質以及文化系統宗教模式等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并以熱巴活動個案加以輔證。

閔冬梅的《舟曲藏族傳統音樂文化現狀調查》（《中國藏學》第4期）通過對甘肅舟曲縣的實地調查，對舟曲藏族傳統音樂文化生存環境急劇變化的表現和原因加以分析和研究，并將其歸結為三點：傳統音樂文化傳承中的斷代現象；傳統節日觀念日漸淡薄，民俗活動愈來愈少；民族語言的變化趨勢阻礙了民間音樂的傳承。

王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態音樂文化的初步研究》（《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對甘孜藏族自治州現存的原生態音樂做了分析研究，認為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態音樂文化的產生及現狀與其人文歷史、地理環境有關，并對該地區原生態音樂文化做了初步的美學分析。

談云波的《青海玉樹地區“卓”曲的調查研究》從玉樹對“卓”曲的發展，“卓”曲的分類及音樂特點這兩方面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對其曲式進行了較詳細的歸納和總結。將玉樹地區的“卓”曲大致分為三類，即“求卓”、“民俗卓”、“蹌”卓，認為“卓”曲的曲式結構多為二段體，調式是以五聲調式的自然音階為基礎，裝飾音比較固定地出現在“卓”曲的慢板部分。

劉俊波的《磽磧嘉絨藏族“絨巴切列”唱詞中的知識體系》（《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以2009年在磽磧鄉的一次田野調查中所收集到的絨巴切列（Rong-baqie-li）唱詞為主，分析其中蘊含的認知體系內容，展現磽磧藏族認知體系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