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戲

桑東的《關于藏戲起源的研究綜述》（《西藏藝術研究》第3期）首先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與藏戲相關的研究文章加以梳理，資料翔實，涵蓋了國內外的諸多早期文獻資料，早至20世紀40年代國內的報刊藝文，甚至20年代法國《亞細亞學會手冊》上刊登的藏戲故事；其次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藏戲研究成果中占據重要篇幅的、也是頗受藏戲研究學者關注和爭論的問題點——藏戲起源問題——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其中對1986年邊多的《還藏戲的本來面目——試論藏戲的起源、發展及其藝術特色》論述尤詳。

李宜的《近十年以來國內藏戲研究述評》（《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以進入21世紀以來的十余年為時間段，從歷史淵源、藏戲劇目、藏戲美學、藏戲面具、發展與保護研究和戲劇比較六個方面對這一時期國內藏戲研究成果加以評述，認為就深度與廣度上均較20世紀有了較大進展。

楊菊的《藏戲與古希臘悲劇的比較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從服務于宗教的共性出發，運用戲劇理論，對藏戲與古希臘悲劇在戲劇結構、人物意志、戲劇行動和結尾方式四個方面的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對藏戲理論亦做了歸納和總結。

張林的《藏戲的法律保護》（《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5期）從現行法律制度的角度，對藏戲的三重法律保護進行論述，一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的法律保護，二是作為傳統知識得到的保護，三是作為作品得到的保護。作者仍運用洛克財產權勞動學說和康德、黑格爾的“人格理論”等理論來理論這種著作權法律制度對藏戲劇目保護的正當性。

馮作輝的《論藏戲的審美精神》（《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4期）從宗教精神、地域文化和人物形象三方面對藏戲審美精神加以闡釋。

蒲向明對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進行考察，撰寫了多篇文章。《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表演藝術論》（《四川戲劇》第5期）是從其淵源和傳承、與白馬藏族文化的關系以及藝術表現形式等方面進行綜論。《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源流及其層累現象》（《文化藝術研究》第2期）是對其發展演進的源流進程進行專門的考察，并從中發現這一進程中存在的層累現象：處于其儺舞戲源頭的“池哥晝”，最有價值的是其儺面具的三目神造型，“麻晝”以本部族神崇拜為前提，以十二種動物來發揮驅疫逐魔的功能，漸蛻為一種娛人為主的民俗活動；在兩者基礎上，陸續層累演化出了處于中流、末流階段的其他儺舞戲樣式，如“阿里該晝”、“甘晝”、“池母搟面”、“殺野豬”、“秋晝”、“嘛勾池”、“秦州客”、“拐格達”等。作者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層累現象，在展現其自身文化特色和蘊含的同時，也顯示了儺文化的整體性與傳承的零散性之間的明顯矛盾，又說明了儺舞戲源流與他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在民族傳承的經驗方面有著密切關系。《論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的文化層累現象》（《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2期）則是以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的文化層累現象為出發點，深入挖掘其產生背景、關聯因素及特色與蘊含，列舉平武“跳曹蓋”儺舞、九寨溝縣湯珠河白馬藏族各部落跳“十二相”儺舞等多個實例加以生動說明。

萬代吉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藝術研究中的運用——以拉薩市堆龍德慶縣加熱村覺木龍藏戲調查為例》（《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主要是從拉薩市堆龍德慶縣加熱村覺木龍藏戲的個案調查來切入，探討如何將科學的人類學方法運用到實際的人文學科之中，即從選題、文獻資料查閱、調查提綱和問卷的準備到訪問、調查會等等一系列規范性的操作，而非隨意的訪談，這對其他藏戲的個案調查應是較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