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藏外事研究

“三?一四”事件發(fā)生以來，國內(nèi)學術界對于涉藏外事問題的研究興趣越來越濃厚，從不同角度研究國際舞臺上的“西藏問題”的成果也越來越多。與早期單純批判西方操縱涉藏議題，妄圖遏制中國的研究不同，如今關于涉藏外事方面呈現(xiàn)了更多多元化的色彩，有了更多將“西藏問題”放在國際政治和中外關系互動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成果。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內(nèi)容，第一是從中外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觀念差異的角度對“西藏問題”產(chǎn)生的演變進行研究；第二是從國內(nèi)政治的視角分析國外西藏政策的成因；第三是考察國外特定群體的西藏觀及其對“西藏問題”的影響。

汪暉的《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將“西藏問題”放在全球政治的大背景下，追溯和分析西方西藏觀的緣起、演變及其中包含的想象和偏見成分，同時也從中國古代王朝向近代民族國家及殖民化轉(zhuǎn)變過程的角度分析西藏在近代中國邊疆民族格局中的地位變化和特點，從而對“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及其復雜內(nèi)涵作了系統(tǒng)的梳理和闡釋。此外，該書從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與民族政策層面，從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所導致的社會結(jié)構變化、社會流動加劇等角度，對西藏的現(xiàn)實狀況及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各種矛盾、沖突作了比較深入的解剖和分析。

郭永虎的《美國國會與中美關系中的“西藏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對美國國會插手“西藏問題”，干涉中國西藏內(nèi)部事務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該書將美國國會介入“西藏問題”的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二戰(zhàn)后至中美關系解凍期間的早期活動、20世紀80年代的早期涉藏立法活動、20世紀90年代將“西藏問題”與給予中國貿(mào)易最惠國待遇相掛鉤的活動、新世紀以來通過立法系統(tǒng)干涉“西藏問題”的活動。該書還分析了美國國會干涉西藏事務的深層原因、主要途徑及其對中美關系的負面影響。

郭永虎的《1949～1959年美國〈紐約時報〉涉藏報道初探》（《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通過對1949年10月1日至1959年12月31日期間美國《紐約時報》600余篇涉及西藏的報道進行分析，論述了《紐約時報》涉藏報道的基本特征，即涉藏報道的冷戰(zhàn)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鮮明的選擇性、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和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并分析了這些報道產(chǎn)生的消極影響。文章認為，這些涉藏報道對于西方民眾在西藏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西方政府對西藏的政策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對華遏制的冷戰(zhàn)語境下，使美國國內(nèi)民眾對西藏的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產(chǎn)生很深的誤解，丑化了中國政府的形象，同時對當今西方主流媒體的涉藏報道也施加了“歷史”的影響。

任歡歡、李長忠的《對中美關于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報道的批評性話語分析》（《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以批評性話語分析的理論為基本框架，以功能語法為分析工具，從分類和情態(tài)兩方面對《中國日報》和《紐約時報》關于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的報道進行了語料的對比分析，并以此探討不同新聞語篇背后的權力、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文章提出，兩家媒體對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事件的報道由于不同的立場而采用了不同的表現(xiàn)手法，這與雙方的意識形態(tài)是密不可分的?！拔鞑貑栴}”屬于中國內(nèi)政，報道中《中國日報》引用了多方觀點，把事實呈現(xiàn)給讀者。而《紐約時報》較多摻雜了報道者的個人觀點。

瑪沁的《簡析達賴集團在日本的“藏獨”活動》（《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4期）對達賴集團長期以來與日本一些反華勢力的密切聯(lián)系進行了揭露。文章指出，達賴集團與日本建立關系較早，自從上世紀后半期以來，在日本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在日本成立辦事處等各種“藏獨”組織，開始了一系列的“藏獨”活動。其中，達賴以宗教為幌子，頻繁出訪日本，拉攏和串通某些政要、議員，并以發(fā)表演講、舉行記者招待會為名，肆意歪曲西藏的歷史和現(xiàn)狀，到處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問題”等等，是達賴集團“藏獨”活動的主要內(nèi)容，這些活動致使“西藏問題”進一步國際化。日本不僅成了達賴講經(jīng)授法的“福地”，而且也變相為他提供了一個闡述“西藏問題”立場的講壇，“西藏問題”已成為干擾中日雙邊關系正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程早霞的《美國對中國西藏政策的歷史演變》（《國際論壇》第5期）通過對《美國對外關系》文件中有關“西藏問題”的國務院文檔進行研究，分析了美國一直以來對西藏官方立場的演變過程，包括近代以來美國外交官及政府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承認、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政府對西藏政策進行全面評估、在冷戰(zhàn)的背景下將“西藏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等。文章認為，美國的西藏政策是隨著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與對華政策的變化而演變的。新中國成立以前美國承認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只是到了冷戰(zhàn)時代，美國將西藏置于其全球反共產(chǎn)主義的棋盤后才開始考慮承認西藏分裂勢力的獨立主張，這在１９５９年達賴叛逃國外后達到頂峰，美國曾一度考慮承認西藏獨立，卻終于沒能公開承認西藏為一個獨立國家，原因是這不符合中國西藏歷史發(fā)展的真實軌跡，自然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的認可與支持。

杜永彬的《美國猶太人的西藏觀和對“西藏問題”的態(tài)度》（《中國藏學》第S2期）從官員、學者、商人、傳媒、猶太教徒5個方面探討了美國猶太人的西藏觀和對“西藏問題”的態(tài)度，認為這5個群體中都存在一些對西藏和“西藏問題”感興趣并以各自途徑對涉藏事務施加影響的人。文章還揭示了美國猶太人西藏觀的成因和關注“西藏問題”的原因，包括美國猶太人對流亡藏人政治命運的同情、流亡藏人與以色列的密切關系、同為散居宗教民族的親近感等等。

姜運倉的《印度對中國西藏政策的利益取向》（《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從歷史、文化和安全三個角度分析了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利益考量基礎。從歷史角度看，印度繼承了英國對西藏的政策，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但必須以西藏的充分自治為前提，妄圖將西藏變成名義上屬于中國、實際上獨立于中印之外的實體。從文化的角度看，印度認為西藏與其在文化上同源同種，屬于印度文化圈，因而希望將其納入印度整體的勢力范圍。從戰(zhàn)略安全的角度看，印度希望將西藏變成中印之間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文章進一步提出，20世紀80年代以后，涉藏問題在中印關系中逐漸呈淡出之勢，在印度人眼中正由過去的謀求戰(zhàn)略緩沖區(qū)問題逐漸變?yōu)槊鎸Σ焕置鏁r可以對中國打出的一張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