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術問題研究

藏傳佛教的研究依然是宗教研究的重點。此外，苯教研究、其他宗教在藏區的傳播研究等方面的著述，也比去年有些新的變化。

（一）藏傳佛教研究

在藏傳佛教的研究中，文獻典籍的研究今年依然延續著去年的熱點勢頭。除此之外，對教義的研究、因明的研究有所減少，而增加了藏傳佛教在歷史上對外傳播的情況、漢藏佛教的比較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1.文獻典籍和教義研究

文獻典籍的系列研究，今年依然比較活躍。其中班班多杰的研究成果《〈山法了義海論〉所引佛教經論藏漢譯文比較研究之四、五、六》(《中國藏學》第1期、第2期、第3期)今年繼續刊登在《中國藏學》上，對這一覺囊派佛教經典文獻的漢藏譯文進行了比較研究。巴桑旺堆的《〈韋協〉譯注》(《中國藏學》第2期)系列研究也繼續推出，還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連續刊登了周潤年的《〈賢者喜宴——噶瑪噶倉〉譯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3期）。這三項成果構成了今年藏傳佛教文獻典籍系列研究的主流。

陳鑒濰的《藏族典籍文獻——寧瑪十萬續略述》（《中國藏學》第1期）認為，藏文大藏經的內容由兩部分構成，即《甘珠爾》和《丹珠爾》。《甘珠爾》主要內容包括佛陀之教典，即所謂三藏四續經典。《丹珠爾》內容涵蓋由贊頌至總目錄等18類。而寧瑪派經典大都不包括在藏文大藏經內。文章對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及寧瑪十萬續現存版本及內容作了扼要回顧，并介紹了國外學者對十萬續的研究狀況。

布窮的《淺析〈隆欽教史〉“簡介”的幾個問題》（《西藏研究》第4期）對西藏社會科學院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隆欽教史》一書的編輯在簡要介紹作者歷史部分中，肯定了此書的作者就是寧瑪派著名佛學大師隆欽繞絳巴的觀點加以否定。文章從“簡要介紹作者歷史”的幾個疑點分析入手，通過研究大師的生事，以及分析教內的一些觀點，認為有理由確信隆欽繞絳巴大師并非《隆欽教史》作者。

班班多杰的《再論〈句義藏〉的思維路徑》(《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對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句義藏》作了介紹，并探討了寧瑪派心性論及其相關內容。

李學竹今年發表了兩篇文獻典籍研究方面的論文，即《關于〈五蘊論〉的研究》(《中國藏學》第S2期)和《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觀思想〉》(《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5期)。其中《五蘊論》是佛教唯識學派的綱要書，也是法相宗瑜伽十支論之一。其梵文原典在印度早已失傳，但西藏布達拉宮保存有一部該論的梵文原典手抄本，2008年校訂出版后，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五蘊論》不僅對佛教專門術語的定義有明確的解釋，對于阿賴耶識存在的問題也有所論證。文章在詳細介紹了該手抄本和校勘本的同時，對《五蘊論》的先行研究和相關文獻資料以及內容大意等情況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概述，并對阿賴耶識的存在問題作了考察。其另外一篇文章簡要介紹了四津谷孝道的生平及研究成果，并對其所著的《宗喀巴的中觀思想》一書做了詳細的介紹。

牛宏的《〈章嘉宗義〉與〈宗義寶鬘〉的異同》（《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一文中，選取《章嘉宗義》和《宗義寶鬘》兩部很有影響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宗義文獻，分別從外道、毗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中觀宗等義理內容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二書在根本見解和大體內容上基本相近，但在具體的寫作方式、內容編排以及一些細微的教理判斷方面仍然存在諸多不同之處，由此也可以看出藏傳佛教宗義書的寫作風格和特色。

專著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教義研究，如多識仁波切著的《甘露寶瓶：藏密本尊儀軌講授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金雄師的《勝鬘經真義》（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等。

2.教派研究

與文獻典籍研究相比較，今年教派研究成果從量上相對比較少。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派的傳播、教義及其傳承、教派分布的特點等方面的探討。比如德吉卓瑪的《格魯派之覺域教法傳承初探》（《中國藏學》第4期），作者結合藏文文獻和十多年的多區域、大范圍田野調研資料，認為學術界長期以來持有的“覺域派教法從15世紀不復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指出創建于公元11世紀的覺域派隨著藏傳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其教法逐漸影響各宗派，且在各宗派中形成不同的傳承。僅就格魯派而言，不僅形成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甘丹耳傳”、“完薩耳傳”覺域教法傳承等，而且還具有獨特的教法經典和法事儀軌。

西尼崔臣發表了《略述藏傳佛教覺囊派》（《西藏研究》第6期）。文中對覺囊教教派的歷史興衰過程，獨特的哲學見識和密宗修煉要點，以及現實狀況等問題做了比較客觀詳細全面的論述，將有助于人們深入了解該教派的發展史。藏傳佛教覺囊派是12世紀末在西藏日喀則境內興起，并具有獨特的佛教哲學見識的宗派之一。該教派在近60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既有輝煌亦有衰敗。涉及到該教派歷史的專著，今年也出版了一部，是索南才讓著的《覺囊派教法史略》（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根呷翁姆在《藏傳佛教格魯派在道孚的傳播和影響》（《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中，從道孚地區宗教格局、藏傳佛教格魯派傳入道孚的社會歷史背景、格魯派寺院——靈雀寺在道孚的創建以及格魯派對道孚社會的影響等諸多方面探討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在道孚地區的傳播和影響。

3.漢藏佛教比較研究

本年度漢藏佛教比較研究的學術論文較多，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漢藏佛教教義、思想方面的比較。如喬根鎖和徐東明的《關于藏漢佛教因果報應論的比較研究》（《中國藏學》第4期），文中闡述了藏漢佛教因果報應論的特色，并比較了藏漢佛教因果報應論的異同。認為其相同之處在于藏漢佛教學者均重視佛教因果報應理論的道德教化功能，重視六道輪回思想，重視心在因果報應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同之處在于藏傳佛教重視以佛教戒律作為構建藏族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注重來世的果報和解脫，表現出強烈的出世精神和超越情懷；注重臨終關懷和心靈安慰，表現出強烈的宗教人文主義精神。漢傳佛教則既重視現世又重視來世的果報和解脫，顯示出積極的入世精神和人本主義情懷；重視人現實的心性修養，強調在人間成佛。

喬根鎖的《藏傳佛教格魯派與漢傳佛教三論宗心性哲學之比較》（《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一文分別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佛性論哲學和漢傳佛教三論宗心性哲學，比較二者的異同，加深我們對藏傳佛教心性論以及漢傳佛教心性論實質及多樣性的理解。

杜江和高正龍的《孔子圣賢之仁與宗喀巴之菩提慈悲——〈論語〉“仁”與〈菩提道次第廣論〉“慈悲”思想的比較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一文中以孔子和宗喀巴兩位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論著作為研究的基礎，分析了“仁”與“慈悲”思想的相通性，并從加深文化認同，增進民族感情等方面論述了弘揚“仁”與“慈悲”的現實意義。

4.藏傳佛教對外傳播歷史研究

今年，藏傳佛教對外傳播研究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傳播途徑、傳播地區、傳播內容等方面的研究。如謝繼勝和賈維維的《元明清北京藏族佛教藝術的形成與發展》（《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中，扼要記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時期北京藏傳佛教藝術的主要遺存，分析了與之相關的北京史籍文獻。根據寺廟、佛塔、繪畫、雕塑和相關僧俗人物及其文獻建立起北京藏傳佛教藝術發展的線索，重點考察不同時期北京藏傳佛教藝術發展的特點及規律，指出北京藏傳佛教藝術在漢藏政治文化交流、各民族共同創建中華文明史以及整個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學界未曾關注的觀點：如覆缽塔與中國城市空間表達與標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傳佛教神靈體系，元至明永宣時期藏傳雕塑對中國雕塑史的推動，明羅漢圖像在藏區的流布，明清袞服與藏傳金銅佛衣飾配置制度等。

關于藏傳佛教傳播至蒙古地區的學術論文有兩篇，即余糧才和王力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方式及其特點》（《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蒲文成的《東科爾活佛系統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北漸蒙古地區》（《青海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其中，第一篇論文結合相關文獻，從宏觀的角度論述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方式與特點。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的傳播首先從蒙古統治集團開始，以吸納蒙古民眾和輸出藏區高僧等途徑為主，并在當時中央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通過自上而下等方式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最終使格魯派成為蒙古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后一篇論文從微觀的角度對格魯派傳播至蒙古地區做了研討。文中闡述了歷輩東科爾作為格魯派代表傳教于大漠南北和西蒙古，使藏傳佛教文化與蒙古族傳統文化相結合，逐步形成蒙古族普遍信仰格魯派的局面。

關于藏傳佛教傳播至內地的學術成果也有幾篇。如林錦江的《香港藏傳佛教文化的發展》（《中國藏學》第1期），作者根據相關的文獻和實地觀察所得的資料，介紹了香港藏傳佛教作為宗教、學術和文化的近30年，特別是回歸后的發展狀況，以及與本土佛教的關系等，進而展望香港藏傳佛教的發展前景。孫華的《民國時期藏密在漢地的傳播》（《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佛教復興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藏傳密教在漢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此次藏密的內陸傳承雖然沒有元、明、清時代帝王統治的大力護持，但傳播的范圍卻更廣，社會影響更顯著。文章從清末民初藏密在漢地傳播的時代背景、民國時期藏密在漢地傳播的特點及其社會影響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期對民國時期藏密在漢地的傳播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董曉榮在《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在敦煌地區的傳播》（《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在敦煌地區的傳播原因，對敦煌地區出土的碑石、文獻、石窟壁畫、游人題記等內容進行討論，試圖揭示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在敦煌地區得到延續和發展的概況及原因。

這方面的專著有王力所著的《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本書共七章，內容包括：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系。

5.藏傳佛教文化藝術研究

藏傳佛教文化藝術研究，本年度涉及的領域有壁畫藝術、佛塔、法舞、信仰文化等方面。如郭麗平的《北京法海寺壁畫中的藏傳佛教藝術因素探析》（《中國藏學》第S1期）以位于北京法海寺大雄寶殿內的10鋪壁畫為重點研究對象，結合寺內現存之《敕賜法海禪寺碑記》、《法海禪寺記》兩通石碑碑文以及相關藏、漢文史料，著重分析了壁畫中的藏傳佛教藝術因素，同時對其風格淵源進行了探討。

當增扎西的《藏族觀音信仰的文化淵源及其三個體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認為：觀音信仰產生于印度，大約4世紀傳入西藏，與藏族本土文化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形成一種獨特的新型觀音信仰文化現象。藏族觀音信仰的內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觀音信仰文化而自成一體，并有其自身的內部體系和發展規律。藏族觀音信仰內部形成顯宗信仰、密宗信仰和民間信仰三個體系，三者之間既有共通之處和內在聯系，同時每一種信仰又有其特點，形成獨立的體系。

才讓的《藏傳佛教金剛法舞面具的制作、分類及其宗教內涵之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文章對藏傳佛教金剛法舞面具的獨特制作工藝進行了闡述。根據所代表的角色，法舞面具大致可分為四類，而數量最多和最主要的是護法神面具。每一法舞面具的制作都仿照了其所代表的密宗神像的面部，面具的造型同樣含有各種象征意義，表達了豐富的密宗文化內涵，法舞面具是一種象征符號。

關于藏傳佛教文化藝術研究，本年度還出現了一些成果，比如火克淑的《藏傳佛教度母崇拜源流探析》（《絲綢之路》第8期）、卓么措的《藏傳佛教藝術傳承中的口傳教育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1期）、拉都的《藏傳佛塔的起源及其象征》（《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等。

這方面的代表性專著有昂巴的《藏傳佛教密宗與曼荼羅藝術》（北京：人民出版社；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密宗是藏傳佛教中最核心的內容之一，也是藏傳佛教修行成佛最重要之捷徑。曼荼羅是藏傳佛教密宗的一部分，離開了藏傳佛教密宗無從談及曼荼羅及其藝術。本書第一次將曼荼羅藝術的起源發展，與佛教密宗產生、發展的大背景聯系起來，做了全面、系統、科學的分析與研究。本書對曼荼羅與密宗之間的關系，曼荼羅藝術雛形、發展，密宗曼荼羅在密法活動中的作用，不同曼荼羅的意蘊、內涵等進行解讀或闡釋，并對曼荼羅唐卡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器物、色彩、山水、花鳥、草木等的宗教意義逐一做了解讀，其細致與全面尚屬鮮見。全書共17章，54小節，數百個子問題，內容系統，表述準確，通俗而不失學術著作應有的嚴肅性，構思精巧，邏輯嚴密，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