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藏生育習俗相關的調查報告有很多，近年來也有許多學者探討生活在高海拔地區西藏婦女的生育情況與新生兒的營養、生長、發育情形，然而，卻很少有學者從事西藏幼保禮儀的深入探討。幼保禮儀針對婦女懷胎之前、懷孕期間及生育之后，父母與新生兒所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方法。林純瑜的《米滂〈吉祥滿愿?幼保禮儀〉研究》以藏傳佛教寧瑪派重要學者米滂南杰（Miphamrnamrgyal， 1846年—1912年）于1908年所編著的《吉祥滿愿》中所收錄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幼保禮儀為研究對象，探討藏族如何經由執行特定禮儀，達到順利懷胎、擇男、養兒等延續子息的目的。《吉祥滿愿》中的幼保禮儀共有“祈求得孕”“祈求得男丁”“保護已生幼兒”“其他相關禮儀”四種類型。本文討論這四種類型禮儀的適用情形與施行方式，并且經由歸納、分析這些幼保禮儀的內容，探索藏族對新生命所抱持的態度，包括與生命延續有關的偏好、禁忌、信仰內容、社會價值觀等等。《吉祥滿愿》以完整的架構呈現出各種在藏族民間通行的幼保禮儀，其內容不僅生動描繪出藏族人的生育價值觀，也為讀者開啟了一扇探究藏族生育文化豐富內涵的窗牖。

《藏民的家屋與家屋內的社會動態：以云南五境通珠聚落為例》（載于《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匯編》2012年22：1—18，作者余舜德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人員，郭奇正為臺灣東海大學建筑系教師）認為，作為文化人類學中的重要課題，藏族的建筑及家屋（住房）是許多學者研究視野中的焦點內容。但是過往的研究主要關注藏族建筑的形式、建筑過程、建筑特色、藝術價值，以及這些特色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很少觸及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建筑的空間，或生活在家屋中的成員在藏族獨特的建筑內所呈現的社會動態。本篇論文即以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的五境道珠聚落為例，對這個雖然處于藏族文化區的邊緣地帶，但是較少受到周圍漢族、納西族、白族影響，仍然在建筑、宗教、日常生活各方面保持顯著藏族特色的村落進行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從藏族如何使用建筑的內部空間，誰可以（或不可以）使用那個空間、使用的方式，以及家庭成員間流動的關系等觀察，來了解藏族親屬及社會的組織特色，并深入探討這些組織的成員間互動的情況。作者對火塘傾注了大量的筆墨，因為火塘及其周邊是藏族最重要的生活空間，對著門的上位是家中身份最高者的專有位置，煮菜的地方則明顯是女人的位置，女性在家中多扮演較卑下的角色，一片火塘空間就能顯示出家中諸人的社會關系。作者發現，當地藏族的親屬關系復雜且深具彈性，并呈現地方的特色。在制度上，我們無法將之歸納于如今常見的“父系”“母系”或“雙系”，而是以財產（主要是家屋）的考量為主要原則，以住在同一家屋內的親人為中心組成家戶，并以家戶成員及組織的彈性調整來維持其生存適應能力。總之，像其他民族一樣，這個小小村落的藏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為潛意識的文化建設的一員，將文化的概念與社會關系融入建筑與空間格局，并于日常生活中，呈現出社會—文化面向與空間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

金申的《藏傳佛教金銅造像的流派與樣式》。金申先生是臺灣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是著名的佛造像研究專家。本文將藏傳佛像的淵源、流派與樣式作了系統的介紹。作者認為藏傳佛教藝術由于地理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其風格與毗鄰的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克什米爾等地的佛像以及內地漢傳佛教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其是單尊的金銅佛像，易于流動，分布廣泛，故分析其產地風格和時代特征，是把握佛造像的津要。

李姿寬的《西藏民族樂器“札年”的研究》。李姿寬是臺灣淡江大學的講師。“札年”是一種在藏區廣為流傳的樂器，它不但廣傳于中國藏區各地，在其他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區、國度，如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克什米爾、拉達克等地亦相當普及。作者認為，“札年”在藏族社會中不只是一種樂器的名稱，更是藏族音樂的代名詞。在任何與音樂相關的場域，藏族人民經常以“札年”的樂器圖像作為音樂的符號，如學校的音樂比賽、音樂教室、小區的表演場所、藏族傳統樂器行、唱片行、音樂演出的宣傳單等，只要是與音樂相關的場合，都可以看見藏族以“札年”的圖像來作為宣傳與布置的符號。作者進一步探討了“札年”的歷史、形制，圖文并茂地描述了“札年”的制作過程、當代“札年”的定弦法與音域，作者以印度的藏族聚居區為例研究了“札年”歌樂的音樂形式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