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藏學研究領域中的強勢學科之一，每年都有數量可觀的論著問世，盡管質量參差不齊，但就整體而言一直以來都保持著較高的水準。下面按不同歷史時段對2012年度藏學研究中的歷史研究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總論

本年度選題時間跨度較長的總論性歷史研究論著，基本包括地方史志、家族史、活佛傳承、人物研究等4個方面。

地方史志和往年一樣，本年度又有一批地方史志得以出版，其中包括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曲地區志》（那曲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林周縣志》（林周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申扎縣志》（申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錯那縣志》（錯那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西藏自治區志?文物志》（《西藏自治區志?文物志》編纂委員會編）、《西藏自治區志?共青團志》（《西藏自治區志?共青團志》編纂委員會編）等。另外還有王昱主編的《青海簡史》（修訂版，青海人民出版社），玉樹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的《玉樹縣志》（青海民族出版社）等。

家族史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吐蕃贊普后裔史和西藏貴族家族史。關于吐蕃贊普后裔史，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吐蕃贊普后裔在門隅地區的統治及其王統。門隅地方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1947年剛獲得民族獨立后的印度新領導人，秉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衣缽，打著“麥線”的旗幟，從1951年以后就趁解放軍抗美援朝、進軍西藏無暇顧及之機，派出軍隊強行驅趕西藏噶廈在當地的行政官員，逐步蠶食、搶占“門隅”及察隅、珞隅等我國西藏南部邊緣廣大地區。巴桑羅布的《吐蕃贊普后裔在門隅的繁衍與承襲》（《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根據藏文古籍《門隅宗教源流——君民世系起源明燈》的記載，指出吐蕃崩潰以后近400年的分離割據時期，乃至在此之后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內，門隅地方都由吐蕃贊普之后裔統治。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吐蕃贊普赤熱巴巾之子藏瑪流落到門隅以及建筑王宮塞堡的過程，其后梳理了從藏瑪長子彌賴旺秋傳出的康巴王王系和從次子通列金傳出的彌森巴王王系的王統傳承，并對其后的康巴王系支系德讓宗王系進行了介紹。文章通過縷清吐蕃贊普后裔在門隅的繁衍和承襲，用不可辯駁的史實回擊了侵略者的陰謀。

吞巴家族是西藏歷史上顯赫的貴族家庭之一，吐蕃時期的著名賢臣、藏文創制者吞米?桑布扎就出生于這個家族。達瓦次仁的《吞巴家族歷史考》（《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這個家族的歷史進行了梳理，指出“吞”是吐蕃一個古老的姓氏，早在吐蕃第二十四代贊普多日隆贊時期就出任大臣。經過仔細分析，可以認定吞米?桑布扎出生于年地方。吞米?桑布扎之后，該家族逐漸擴散至門隅、尼木等地，15世紀后分成兩支，即雅嘉巴家族和尼木吞巴家族。雅嘉巴家族勢力在帕竹地方政權時期達到頂峰，到第悉藏巴時期便走向沒落，而吞巴家族至18世紀已經成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顯赫貴族家庭之一，其政治地位一直延續到西藏和平解放時期。

活佛傳承活佛傳承，包括歷輩活佛的事跡研究都是藏族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比如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等。本年度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星全成的《班禪系統與中央政府關系發展分期及特點》（《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和土呷的《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與帕巴拉呼圖克圖名稱沿革考釋》（《中國藏學》第1期）等。《班禪系統與中央政府關系發展分期及特點》一文分期對17世紀中期以來班禪系統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及其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三個多世紀以來，二者的關系盡管一度出現挫折，并呈現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合作和發展一直是主流。同時，在長期的交往中，二者關系發展呈現出許多特點。《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與帕巴拉呼圖克圖名稱沿革考釋》一文則對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名稱的含義和來歷、帕巴拉活佛世系的形成、帕巴拉呼圖克圖活佛世系的正式確立的過程進行了梳理，同時清晰地勾勒出昌都帕巴拉從“活佛”到“那門汗”（諾門罕）再到“呼圖克圖”職銜的大致沿革。

人物研究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維強的《沒有主人的法座：甘丹赤巴述評》（中國藏學出版社），本書從格魯派政教系統結構、甘丹赤巴及其由來、甘丹赤巴在格魯派政教系統中的宗教作用和政治作為、甘丹赤巴對藏族文化的貢獻、從甘丹赤巴轉世出的活佛系統、歷任甘丹赤巴簡略生平等幾個方面對西藏政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甘丹赤巴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有助于讀者系統地了解甘丹赤巴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了解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了解藏傳佛教、了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了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系。

（二）吐蕃

本年度關于吐蕃史研究的論文較多，主要涉及吐蕃的政治、軍事、制度以及與周邊民族的關系等，以下僅以吐蕃政治和社會研究、歷代贊普及相關問題研究、吐蕃與周邊民族關系研究三個方面擇要進行介紹。

吐蕃政治和社會研究林冠群在《唐代吐蕃眾相制度研究》（《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中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紀年》和吐蕃碑刻銘文為主要史料，指出吐蕃中央職官系統中的相制用的是眾相制。文章梳理了見于文獻中的吐蕃歷年眾相任職情況，認為眾相制的推動與實施，對吐蕃王朝影響極其深遠，包括確保了悉補野氏政權的祚命，穩定了當時吐蕃的政局，阻絕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現象，贊普重新站上了國家最高領導者的位置，也使得贊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與吐蕃氏族生態的利器。作者最后認為，吐蕃成功地師法唐朝的眾相體制，且深得眾相制的精髓，由此可以確認唐蕃文化關系的密切程度。

楊銘的《再論吐蕃小邦制的演變及其外來影響》（《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小邦經達日年贊、囊日松贊和松贊干布等贊普的兼并，逐漸成為吐蕃王朝的一部分，只有吐谷渾、工布和娘布仍然保持了小邦的稱號。匯入吐蕃的小邦，逐漸演變為吐蕃地方的實體政權并一直延續到吐蕃王朝末期。文章還指出，吐蕃王朝建立前后的小邦制與我國歷史上西北諸族實行的“小王制”在稱號、規模、與王朝中央政權的關系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形成應該和西北諸族，特別是吐谷渾小王制的影響有一定的關系。

林冠群的《吐蕃“尚”“論”與“尚論”考釋——吐蕃的社會身份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對吐蕃歷史上“尚”“論”兩詞的含義進行了研究，指出“尚”“論”本有區別，但是特殊情況下文獻中將“尚”“論”兩字連用，使得漢文史料以及學界對其產生了歧義。涉及這個主題的還有黃辛建的《韋?悉諾邏恭祿獲罪遣：吐蕃貴族論與尚的政治博弈》（《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該文以公元728年吐蕃大論韋?悉諾邏恭祿“獲罪遣”為界點，對公元728年以前與以后吐蕃貴族的政治格局進行了對比和分析，認為以此事件為分水嶺，吐蕃外戚“尚”取代“論”正式崛起。

另外，朱悅梅的《吐蕃王朝人口研究》（《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認為，由于文獻記載的缺失，對吐蕃王朝時期人口數量的統計與計算，只能在數據不完整與信息零散的情況下，從不同角度來對計算進行推導。文章通過對藏文典籍與古藏文文獻所載有關人口信息的分析，從藏文史籍中均勻分布的理想式數據記載、對早期部落邦國及其人口的盡可能的統計法計算、兵丁與人口數量關系等角度，進行了嘗試性的考論后認為，吐蕃王朝時期，分布在青藏高原內部的吐蕃本土地區人口，大致應在350萬左右。

歷代贊普及相關問題研究林冠群的《“贊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中山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吐蕃統治者之稱號“贊普”的實際含義，認為“贊普”含有“神人合一”的意義，反映出其受“天命論”的影響，亦呈現大唐文明對吐蕃政治思維與官制的影響力。

吐蕃與周邊民族關系研究楊銘的《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一書較為全面地對吐蕃與西北民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包括吐蕃與羊同、蘇毗、多彌、白蘭、黨項諸羌、吐谷渾、勃律等青藏高原各民族的關系；吐蕃與突厥、突騎施、沙陀、回紇、鄯善、于闐等天山南北諸族的關系；吐蕃與通頰、南山、嗢末、粟特、漢人等河西走廊各民族的關系等。另外，該書第四編對吐蕃與西北的地理交通；吐蕃與西北諸族的聯姻與政治交流；吐蕃與西北諸族的經濟、文化交流；西北諸族的“吐蕃化”及其歷史影響；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歷史作用等做了專論。

朱悅梅的《從出土文獻看唐代吐蕃占領西域后的管理制度》（《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吐蕃占領西域后實行的管理制度是在其本土實行的部落制軍事建制的基礎上建立的，其基本特征是生產、行政、軍事三位一體，表現在西域軍事占領區就是軍事、民事與羈縻三種管理體系。作者認為，由于吐蕃進入西域軍事力量的來源本身就很復雜，使得其在西域的軍事管理模式與本土相比有所變化，但這種制度的本質仍然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

（三）宋

2012年關于宋代藏族史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不過與以往稍有不同的是，本年度宋代藏族史研究的主題除了唃廝啰政權和茶馬互市外，關于阿里的研究也值得注意。

古格次仁加布的《略論十世紀中葉象雄王國的衰亡》（《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根據15世紀班智達扎巴堅贊所著的《太陽氏王統記》等藏文史料，梳理了象雄王國及其下屬五氏族的衰落及吐蕃贊普后裔吉德尼瑪袞征服象雄王國的歷程。10世紀初，象雄出現過有名的五氏族，分別為莽額蔡薩格辭、莫額、金額董杰擦、庶額布德協朵格擦、魯穆額夏協澤。當五氏族面臨衰微時，千戶魯巴協的5個兄弟入贅到五氏族，逐漸成為六氏族。象雄王國經過傳承前11代和后6代左右后，于公元10世紀中葉，末代國王被殺，五氏族紛紛投降，并最終被吐蕃王室后裔取代。

黃博在《三圍分立：11世紀前后阿里王朝的政治格局與政權分化》（《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認為，10世紀—12世紀阿里王朝分化成古格、普蘭和拉達克三個部分其實并不是傳承自吉德尼瑪袞分封三子，通過對《拉達克王統記》和《阿里王統記》等史料的對比研究可以發現，在古格王澤德在世時阿里王朝仍有可能是統一的，真正的分化在澤德被害之后。文章認為，澤德被害，其后阿里政權被王室中的非嫡親近支的旺德篡奪，阿里王朝產生了首次分裂，初步形成古格、普蘭和拉達克三足鼎立的局面。

關于宋代吐蕃社會與對外交流，陳武強在《北宋后期吐蕃內附族帳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北宋后期（1068年—1127年）吐蕃內附部落及其內附原因和方式、內附后居地、政府對其政策等問題進行了考述，認為是北宋政府大力招撫的民族政策促成了吐蕃部落的內附，而這些部落的內附，促進了藏漢經濟文化交流以及西北邊疆的開發，在藏漢民族關系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同作者與才旺貢布的《宋代茶馬互市的法律規制》（《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從榷茶博馬，茶馬司的設置與職官管理法規，市場、價格即禁私諸法等幾個方面對宋代茶馬互市的法律規制進行了介紹，認為宋代茶馬互市的諸多規制及其日臻完整，不僅促進了茶馬貿易逐漸步入法制化軌道，而且為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茶馬互市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持。西北、西南沿邊茶馬互市的繁榮和市場的擴大，也帶動了當地畜牧業、茶業和其他商品的交換，對推動少數民族地區開發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涉及宋代唃廝啰政權研究的有齊德舜的《〈宋史?阿里骨傳〉箋證》（《西藏研究》第2期）。該文根據文獻資料對《宋史?阿里骨傳》做了箋證。阿里骨是河湟吐蕃政權的第三任贊普，為董氈養子。文章認為，阿里骨作為非唃廝啰家族的人物卻登贊普之位并長期執政，說明其具有超常的個人能力，而阿里骨當政時期也是唃廝啰政權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四）元明清

1.元

本年度元朝藏史研究主要圍繞當時元中央在藏區的行政機構設置以及社會經濟展開。

武沐在《元代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的機構設置》（《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元朝在藏區建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帥府之一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的設置及其機構進行了研究。文章認為，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的機構設置包括“掌軍民之務”的宣慰司系統、都元帥府所屬的軍事系統、吐蕃等處宣慰司兼管的萬戶府、招討使司系統、管理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宗教系統等五個部分。元代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的管理體系的特點，就在于其吐蕃等處宣慰司與都元帥府兩大系統都兼有一定的軍政職能，同時又管轄著相應的行政與軍事機構，只是前者側重于行政，而后者更偏重于軍事防務而已。

劉建麗的《元朝隴南吐蕃的行政機構與社會經濟》（《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元朝統一全國后，隴南地區分屬陜西、甘肅兩行省與宣政院管轄，當地為吐蕃重要聚居地之一，故元中央王朝在這里設置宣政院所屬的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的屬下機構，包括脫思麻路軍民萬戶府、西夏中興河州等處軍民總管府；洮州元帥府、十八族元帥府、積石州元帥府、禮店文州蒙古漢軍西番軍民元帥府等；吐蕃等處招討使司及附屬機構等。由于元朝重視發展生產，隴南吐蕃地區的農、牧、商、手工業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楊惠玲的《論宋元時期藏區內部民族市場》（《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對宋元時期藏區內部民族市場的分布、商人和市場特點進行了介紹，認為當時的市場分布、繁榮程度、商人的市場競爭力等極不均衡，但當時藏區內部市場的興起、商業城鎮的出現對藏區社會的發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明

近幾年來明代藏史研究一改往年相對薄弱的狀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逐漸得到加強。本年度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人物和機構設置兩個方面。

人物研究方面，首推拉巴平措的《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中國藏學出版社）。這部著作根據漢藏文史料，特別是藏文古籍中多篇關于大慈法王的傳記，對明代受封大慈法王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釋迦也失的生平和歷史功績做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釋迦也失是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的弟子，色拉寺的創建者。釋迦也失作為宗喀巴大師的親定代表，曾奉永樂、宣德皇帝之詔先后兩次到內地傳法，受封“大慈法王”。全書分上篇“大慈法王考”（包括文獻考、生平考、業績考、遺像考、文物考）、中篇“《大慈法王傳匯編》譯注”（包括由8篇藏文傳記組成的《傳記匯編》的漢文譯注、藏漢合璧歷史文獻以及索引）、下篇“附錄”（包括《傳記匯編》原件復印件和藏文、拉丁文轉錄，大慈法王及宗喀巴大師大事年表）等三部分。作者評價釋迦也失為到內地傳播格魯派教法第一人、受到明朝廷冊封的格魯派第一人、為格魯派創建密宗道場的第一人、為各民族交往而獻身的第一位高僧大德。

嘉益?切排和雙寶的《阿升喇嘛考》（《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對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早期傳入蒙古地區作出重大貢獻的阿升喇嘛及其相關事跡進行了考證。阿升喇嘛，是錫勒圖庫倫札薩克喇嘛旗歷史上首任札薩克達喇嘛，早年頻繁來往于蒙藏地區間。文章認為，雖然阿升喇嘛在庫倫定居不過短短幾年時間，但是他早年說服阿勒坦汗信奉格魯派，晚年又借助后金皇太極的大力扶持，置曼珠希禮庫倫，為藏傳佛教再次傳入蒙古地區及其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齊德舜的《〈隴右土司輯錄?趙土司〉初探——兼明清時期唃廝啰家族后裔史跡稽考》（《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根據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隴右土司輯錄》（手抄本），以箋證的方式對明清時期被稱為“五土之首”的唃廝啰家族（趙土司）進行了初步研究。

關于機構設置于藏史研究方面，有鄒立波的《明代川西北的衛所、邊政與邊地社會》（《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和任小波的《明代西番館職司與史事述考》（《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明代川西北的衛所、邊政與邊地社會》一文認為，明代的衛所具有封閉式軍事移民組織的性質，其職能重在軍事防御，但是在以安撫為主的治邊政策和文官系統層層監管下，衛所除了肩負軍事防御職責外，還兼管與藏羌事務相關的具體行政職權，比如守御歸附者及遣送、收捕之責，參與管理招撫歸附、納土賦、朝貢事宜，監管與籠絡各方政教勢力，招綏藏羌各部等，與當地社會的關系變得更為綜合、多元。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明廷無法應對和解決龐大的衛所的供給，衛所戍軍自發地加強與藏羌各部的經濟聯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代川西北的族際互動。《明代西番館職司與史事述考》一文則根據明清兩代遞刻的《四譯館則》中關于明代北京四夷館的紀事以及相關史料，對當時四夷館所轄西番館的“屬官職名”、職司與史事做了考察。

3.清

本年度清代藏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平，特別是幾部有分量的專著得以出版，加深了清代藏史研究的厚度。

鄧銳齡的《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賾》（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收入《岳鐘琪與西藏問題》《1750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第一次廓藏戰爭（1788—1789）中的議和潛流》《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等9篇研究清前期西藏歷史的學術論文，以及《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見藏事的痕跡》《回憶藏學家柳陞祺先生》《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跋〉》《古代西藏史研究?總論》等7篇研究和翻譯文章。該著所收的大部分文章是作者一直以來研究清代藏族史的重要成果，其中引用了大量清代的檔案文獻，對清代前期，特別是雍正、乾隆兩朝治理西藏的策略以及西藏地方的政治事件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

曾國慶、黃維忠編著的《清代藏族歷史》（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從清初中央政府與藏區的政治關系及其對藏傳佛教的政策、清朝中央政府治藏機構及制度、清朝前半葉中央政府內平藏亂外御入寇、清朝中央政府對藏區的強化管理、西方傳教士在藏區的早期活動、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藏族社會的經濟文化、鴉片戰爭對西藏的影響、西藏地方統治集團的內爭、西藏第一次抗英戰爭、英俄加緊侵略西藏、清末西藏的變亂、清代后期藏區的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對清朝時期西藏的歷史、社會、宗教、文化等方面做了全面的介紹。

扎洛的《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書利用大量的檔案文獻和藏文史料，系統梳理了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今不丹）之間復雜而曲折的關系演變過程。全書分西藏與布魯克巴的早期關系（7世紀—18世紀）、頗羅鼐平息布魯克巴內亂、清朝分封布魯克巴首領、西藏與布魯克巴宗藩關系的鞏固、第一次英布戰爭與第六世班禪的調停、 18世紀—19世紀之交西藏與布魯克巴關系的演變、第二次英布戰爭與西藏的反應、19世紀后期西藏強化與布魯克巴宗藩關系的努力、英國第二次侵藏戰爭與布魯克巴的角色變化、西藏與布魯克巴宗藩關系的結束等10章，深入分析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宗藩體制是如何移植、運用到喜馬拉雅山地區，以及在面臨英國殖民勢力挑戰時所進行的自我調整和應對行動，提出了“清代的喜馬拉雅山宗藩關系模式”的概念，并對其模式及特征進行了分析。同作者和敖見的《布魯克巴德布王希達爾流亡西藏事跡考述——兼論18世紀中葉中國西藏與布魯克巴的關系》（《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利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所藏歷史檔案，勾勒出了希達爾在藏活動的大致軌跡。并通過檔案解讀，揭示了在中國西藏與布魯克巴的宗藩關系中御侮、靖亂、冊封、納貢等責任義務關系的具體實施方式。

李鳳珍的《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讀清史札記》（中國藏學出版社）是一部專門研究清代西藏世俗領主執掌統治權時期的歷史，全書共分15章，主要以頗羅鼐和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父子時期策妄阿拉布坦侵擾西藏和清軍駐防、羅卜藏丹津叛亂、噶倫矛盾和衛藏戰爭、七世達賴喇嘛入藏坐床與頗羅鼐的矛盾、頗羅鼐的功績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的謀亂被殺等事件的描述，對當時西藏地方統治階級與蒙古各部特別是準噶爾部、和碩特部上層的關系，西藏地方世俗領主與宗教集團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分析。

梁俊艷的《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蘭州大學出版社）一書從英國對華陸路戰略的展開、廓爾喀第一次侵藏與英國介入、廓爾喀第二次侵藏與英國的策略、清朝的戰后因應對策及對南亞次大陸的認識、撤除西藏的藩籬：英國侵藏的準備階段、英國第一次入侵西藏、英國第二次入侵西藏等幾個方面，對 1774年—1904年英國這個老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侵略西藏歷史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做了詳細的介紹。最后，作者就英國對華陸路戰略與侵藏步驟進行了分析，認為包括了戰略展開階段：波格爾、特納進藏；試圖干涉階段：英在兩次廓爾喀侵藏戰爭中的所謂“中立”；武裝入侵的準備階段：撤除西藏的藩籬；以及武裝侵略階段：英國兩次武裝入侵西藏。

陳慶英、王曉晶的《六世班禪東行隨從種痘考》（《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通過對六世班禪進京途中300余隨從在阿拉善種痘，但唯獨班禪大師沒有種痘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出于年齡、季節、種痘的風險等一系列因素使得班禪大師沒有種痘。文章在梳理這次種痘事件的同時，利用大量漢藏文史料對班禪大師與二世嘉木樣活佛的關系，以及班禪大師在北京圓寂的始末進行了分析。

周偉洲在《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對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進行了研究，通過對西藏宗谿一級所轄之下的社會基層組織谿卡（莊園）、部落兩級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體制等三個方面的探討，分析了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點。另外，文章還對清朝中央政府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針，基本保持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一些改革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李德成的《從乾隆的兩道訓諭看雍和宮的歷史地位》（《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根據《國朝宮史續編》的記載指出，乾隆五十九年（1794），皇帝兩次就雍和宮的性質特頒訓諭，強調了雍和宮作為供奉三寶的場所永不更改。乾隆皇帝的訓諭對保護雍和宮起到了積極作用，此后清政府內再未有改變雍和宮用途的提議，使雍和宮作為蒙藏佛教寺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更重要的是，乾隆堅持將雍和宮作為佛教寺廟永不變更，使雍和宮切實發揮了在清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之間體現主權關系的政治紐帶作用。同時雍和宮也在客觀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區的達官貴人和信教群眾前來朝拜，切實密切了邊疆地區與北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維護了國家統一，增進了民族團結，促進和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化。

達力扎布在《西寧辦事大臣達鼐事跡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雍正時期的西寧辦事大臣達鼐的相關事跡進行了考證。西寧辦事大臣，即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亦簡稱青海辦事大臣，后來以其衙署在西寧，故稱為“西寧辦事大臣”。達鼐，八旗蒙古正白旗人，生于1691年，雍正三年（1725）任西寧辦事大臣。在任西寧辦事大臣期間，達鼐參與了一系列蒙藏事務的處理，比如雍正五年奉命領兵從青海進藏協助平息康濟鼐事件，安定青海蒙古，安排朝覲、會盟，在“番部”設官、立法，守護噶斯口，防御準噶爾等。雍正十年，達鼐以政務懈怠為名被革職留任，十三年病逝于西寧。

趙桐華的《清廷冊封棍噶扎勒參呼圖克圖之考證》（《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清實錄》和《喇嘛噶繞活佛傳略》《察罕呼圖克圖袞噶嘉勒贊傳》等文獻的對比研究，就清末遠赴漠西蒙古，為維護北疆的統一與穩定作出重要貢獻的甘肅藏族僧人棍噶扎勒參受封呼圖克圖一事進行了分析，認為藏漢史料的記載之所以有出入，是因為由于名字翻譯中出現的偏差，致使冊封的詔書先到，印信卻遲遲未得之故。

岳小國的《略論和珅在乾隆朝治藏方面的貢獻》（《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中認為，乾隆時期的和珅雖然以貪贓枉法、欺君罔上而寫入史冊，但他曾任軍機大臣兼理藩院尚書，負責管理民族事務。在當職期間，和珅參與了六世班禪進京賀壽和驅逐廓爾喀入侵西藏兩起有關西藏的重要事務并出色第完成了任務，為鞏固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五）民國及當代

1.民國

本年度民國藏史研究主要仍然集中在民國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和帝國主義的侵擾，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的相關研究方面，另外在人物研究方面也有重要進展。

民國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和帝國主義侵擾西藏張雙智在《蔣介石抗戰時期應對西藏危機之策》（《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通過對蔣介石下令修建康印公路遭到噶廈抵制、軍事施壓噶廈被英國出面干涉、指示宋子文與丘吉爾交涉等事件的梳理，認為蔣介石在處理西藏問題上頭腦還是比較冷靜的，軍事施壓和外交交涉也是維護中國主權的必要之舉，致使英國未能公開宣布“西藏獨立”，應該給予歷史的肯定。同時，蔣介石選擇了隱忍，沒有堅決果斷地解決西藏事務，使得英國在1943年以后加快了煽動“西藏獨立”的步伐，派軍侵占中國藏東南領土，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遺禍至今。

喜饒尼瑪、塔娜的《尹昌衡西征與西姆拉會議》（《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尹昌衡西征、中輟及其與西姆拉會議之間關系的分析，認為尹昌衡西征一方面促成了和解西藏問題的會談，另一方面嚴重阻礙了英帝國主義外交陰謀的實施，一度成為阻止“西姆拉會議”召開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對“西姆拉會議”的召開地、內容、性質都有一定的影響。

邱熠華在《1930年尼泊爾與西藏地方關系危機探析》（《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中以萊登拉入藏之行為中心，對1930年尼泊爾與西藏地方關系危機的發生、原因、調解過程進行了介紹。文章認為，1929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軍警進入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逮捕杰波夏爾巴事件是直接引發1930年藏尼危機的導火索。萊登拉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拉薩“調解”，說明了英印政府干預藏尼糾紛，目的在于阻礙和消解西藏地方與南京國民政府間日益增強的聯系，使西藏更加依附于英印。

徐百永在《試論國民政府對藏宗教政策視野下的漢僧事務》（《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民國時期漢僧入藏學經及其意義進行了分析，認為國民政府資助漢僧游學西藏、資助漢僧考取格西、加強在藏漢僧管理等政策，不僅為溝通漢藏文化，改善漢藏關系，消除漢藏隔閡等方面作出了貢獻，也體現了南京國民政府“從宗教上以推動政治”的治藏理念。

王川、陳輝、鄒敏的《民國中期孔慶宗負責時代駐藏辦事處內部人事設置及其影響（1940—1944）》（《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根據新發現的戴新三《拉薩日記》等資料，對孔慶宗負責時代駐藏辦事處內部人事設置和紛爭進行了梳理和分析。

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研究孫宏年的《從平等到失衡：達賴、班禪關系與國民政府治藏政策研究（1927—1933）》（《云南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對1927年—1933年間達賴和班禪的關系從最初的平等到逐漸失衡的過程及其原因進行了探討，并對中央政府解決達賴、班禪關系而實施的治藏政策做了評價。

桑丁才仁在《再論九世班禪入藏儀仗隊（護衛隊）在結古發動嘩變經過及其原由》（《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就1937年6月6日發生在玉樹結古的九世班禪入藏儀仗隊嘩變事件進行了研究。文章認為，儀仗隊的這次嘩變雖然沒有成功，未來得及實施就被隊長察覺并妥善處置，但其本質是一場事先精心預謀的反叛事件，對民國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張皓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與西藏地方政府權力格局的變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中通過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后發生的土登貢培事件和龍廈事件的分析，認為達賴喇嘛圓寂后西藏地方政府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動。通過土登貢培和龍廈事件，兩名近侍的權力被剝奪殆盡，噶廈的權力得到恢復，實權落到赤門的手中，新的權力格局形成。

人物研究2012年，藏學界圍繞紀念藏族著名的愛國主義者、近代史上的學術大師根敦群培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也有與之相關的研究論著面世。中國藏學出版社再版了《白史》等著作，出版了《2012年的追尋——西藏文化博物館根敦群培生平學術展》（熊文彬、張春燕主編），收入拉巴平措《論根敦群培的歷史功績和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和陳慶英《藏族學術大師根敦群培的生平學術和命運》等紀念文章，以及對根敦群培文獻著作的專題研究文章3篇。《中國藏學》編輯了“根敦群培研究專刊”（第2期增刊），收入霍康?索朗邊巴《根敦群培大師傳?清凈顯相》、李有義《藏族歷史學家根敦群培傳略》、沫水《根敦群培年譜（1903—1951）》等。與此同時，還有一系列關于根敦群培的研究文章得以發表，集中對其生平、學術成就和思想貢獻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齊德舜的《唃廝啰家族末代土司趙天乙生平考述——〈唃廝啰后裔事跡稽考〉續》（《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根據相關的資料和對趙天乙嗣子的訪談，對唃廝啰三十二代孫趙天乙的生平做了梳理。趙天乙生于清宣統元年（1909年），民國三年（1914年）其父趙元銘去世后承襲土司之職。文章對趙天乙清末民初的轄區、受到劉郁芬進軍甘肅的牽連、以紳士身份參與政務、參與解放卓尼事務以及被冤殺的過程進行了介紹，認為其是唃廝啰家族史上又一位悲劇性的人物。

2.當代

本年度的當代藏族史研究除了西藏和平解放外，還有對當代藏學學人的綜合研究。

陰法唐的《進軍及經營西藏62年的歷史回顧》（《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指出，1950年至今的62年，西藏經歷了和平解放、平叛改革、穩定發展、成立自治區、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跨越式發展等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作為這段光輝歷史的親歷者、西藏巨變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作者將西藏62年來的巨大成就概括為11個方面。同時從堅持黨的領導、結合西藏實際制定政策措施、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正確處理好民族與宗教問題、培養和使用民族干部、大力發揚“老西藏精神”等方面談了自己的體會。

李薈芹、徐萬發的《朱德對西藏和平解放的貢獻》（《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朱德處理西藏事務的歷史進行了介紹。長征時期，朱德與格達活佛等藏族愛國人士結下的深厚友誼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西藏和平解放時期，朱德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重要成員和中國革命中軍事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參與西藏和平解放的決策，又具體指揮了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事務。文章介紹了朱德在西藏和平解放進程中發揮的作用，揭示其個人魅力對西藏和平進程的深遠影響，頌揚其對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貢獻。

20世紀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藏學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出現了一大批繼承傳統藏學、開創現代藏學的藏族學術大家，如根敦群培、才旦夏茸、多吉杰博、毛爾蓋?桑木旦、東嘎?洛桑赤列、木雅貢布、恰白?次旦平措等，為我國藏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對這些學術大師的生平和史學成就進行研究，是藏族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張云的《根敦群培與恰白?次旦平措的吐蕃史研究——新史觀、新方法、新資料、新發現》（《中國藏學》增刊第2期）一文從新的歷史觀、新的歷史研究方法、發掘利用新資料、新發現和新觀點等四個方面，對根敦群培與恰白?次旦平措這兩位標志性人物的吐蕃史研究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他們運用新的唯物史觀，通過新方法、新資料，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為我國的吐蕃史研究取得了諸多卓越的成就。文章認為，兩位先生再研究西藏歷史過程中擯棄宗教神學羈絆，追求客觀，探尋藏族歷史發展真諦的精神，對于廓清歷史迷霧，還原歷史面目，用科學的觀念和方法讓吐蕃史成為信史，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借鑒意義。

作為當代藏學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毛爾蓋?桑木旦大師對藏族史學研究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班瑪更珠的《毛爾蓋?桑木旦大師與藏族史學研究》（《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在梳理毛爾蓋?桑木旦大師生平和學術成就的基礎上，重點介紹了大師的史學研究著作和主要觀點，并就其史學研究的特點做了初步的分析。毛爾蓋?桑木旦大師的史學研究，主要涉及通史、文化史、寺院志、人物傳記等，同時在一些地方史研究，諸如在塔博人歷史文化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學術成果。通過毛爾蓋?桑木旦大師的藏族史學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以人文主義思想和歷史唯物主義史觀代替傳統的神權思想和神學史觀的新思想以及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特點。

東嘎?洛桑赤列先生亦是當代藏學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東嘎?晉美的《從活佛到教授——追憶我的父親東嘎?洛桑赤列》（《西藏教育》第6期）一文對東嘎?洛桑赤列先生的生平、學術貢獻和思想進行了回憶。

同樣，當代藏學研究史上還有為數不少的其他民族大家為藏族史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由鄧銳齡口述，邱熠華、梁俊艷整理的《答客問治明清兩代西藏史經驗》（《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就對鄧銳齡先生的治史經驗進行了總結，對后學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