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地理研究成果仍然單薄，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交通和地名研究兩個方面。

交通楊銘的《唐代吐蕃與于闐的交通路線考》（《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在對公元7世紀—9世紀吐蕃進出塔里木盆地期間通于闐的交通路線進行介紹的基礎上，重點對通過克利雅山口，經過于闐，北至麻扎塔格的路線和今新藏公路葉城至阿里的路線進行了梳理，其中包括對路線的走向、沿途的重要地點以及軍旅、僧眾的往來。最后，作者通過對“吐蕃—于闐道”上宗教、文化交流的分析，探討了這條路線的歷史影響。

張公鈞的《西藏古橋解題目錄》（《中國藏學》第1期增刊）一文以西藏歷史為脈絡，以唐蕃大道上的橋梁為起始點，綜述了唐以后直至民國初各時期在西藏地區和驛道上的各種橋梁建筑，并以橋梁結構、建筑材料等特點，分設古代索橋、古代木橋、古代石橋和古代金剛橋等專題，以列舉一些代表性橋梁的方式，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古代橋梁的結構特點和修造方法。

蘇海洋在《從國際視野看絲路青海道的演變》（《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連接內蒙古西北草原與中亞大地的古青海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盛衰做了介紹。文章指出，青海道早在卡約文化時期（相當于夏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和辛店文化時期（相當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已經形成雛形，其后隨著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安西帝國、漢王朝、薩珊王朝、阿拉伯帝國、唐王朝、吐蕃王朝的相繼興起和相互交往，作為“絲綢之路”組成部分之一的青海道也歷經繁榮。9世紀之后，青海道逐漸衰落。

地名葉拉太的《吐蕃地名研究》（人民出版社）一書以藏漢古文獻為依據，對7世紀—10世紀敦煌古藏文文獻（包括藏區本土及西域等地出土的古藏文文獻）中吐蕃地名的由來、沿革變遷及其映現出的各種自然與人文地理信息進行了論證。該書共分五章，依次從吐蕃贊普王朝的形成及其吐蕃地名的由來、古藏文文獻所見吐蕃地名、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的歷史文化內涵、漢文文獻所見部分吐蕃地名、吐蕃地名之其他相關問題等五個方面考述了古藏文文獻所見吐蕃地名及相關問題。

陸離在《敦煌吐蕃文書中的“色通（Se tong）”考》（《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敦煌吐蕃文文書中出現的地名色通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個地方應該是敦煌漢文文書中的西同，即今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境內的蘇干湖及其附近地區。吐蕃統治時期在該地設有敦煌通頰色通巴軍事部落，由吐蕃、吐谷渾、黨項、漢等部族成員組成，西同亦即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記載的墨離川、墨離海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