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藏族文學研究，從發表的漢文論文來看，古典文學方面主要關注敦煌文獻中的古典詩歌、中世紀傳記文學《米拉日巴傳》和“格言故事詩”、新近重新流行開來的《倉央嘉措情歌》；近現代文學中對于大詩人根敦群培詩歌的關注也成為本年度的一個亮點，當代漢文創作中著名作家阿來、次仁羅布、龍仁青以及格央等一批女作家也受到了熱評；藏戲和民間歌曲音樂特別是后者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民間文學研究的局限性；同時，《格薩爾》史詩一如既往仍是關注熱點。

（一）古典文學研究

古典文學方面的漢文研究論文，近年來不知何因正在逐年減少。因此，本文并沒有按一般文學史斷代法對其進行更加細致的劃分，僅將20世紀以前的文學著作統統劃歸這個范圍。本年度有幾篇論文值得推介。

任小波的《吐蕃盟歌的文學情味與政治意趣》（《中國藏學》第2期）是一篇探討吐蕃王朝時期“盟歌”文學的不錯的小論文。該論文通過分析P.T.1287中266行—272行與435行—446行之間的兩首答問形式的君臣“盟誓歌”，指出藏族古典文學中，善于運用“禽鳥”“駿馬”等比喻手法來曲折表達君臣之間的關系以及以此傳達一種特殊的文學效果與隱含的政治關系。除此，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前輩翻譯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對原文進行翻譯與解釋。還需要加強對原文理解中的注釋與說明，比如bya bang為何譯為“雞”，而不譯作“渡鴉”（根據《東嘎藏學大詞典》）等等。

萬么項杰《論〈五卷書〉與〈薩迦格言〉的關系》（《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詳細介紹了《五卷書》的結構體例，其中的故事與諺語分布情況以及編著者的目的，即“治理國家的智慧”等，進而介紹了該著作對《薩迦格言》的影響。作者指出盡管至今尚未能在藏族文獻中看到《五卷書》的全文翻譯，但如《薩迦格言》等藏族后期文獻中采用《五卷書》的內容卻比比皆是。期中的原因何在，作者特別援引了兩者之間相似的15則故事作為例證，并分析了其中典型的幾個例子，進而指出其可能的影響路徑是與薩迦班智達通曉梵文及誦讀過諸多梵文經典等等有關。并推斷，《五卷書》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創作風格方面等影響著藏族文學。宋珂君的《〈米拉日巴傳〉的三種漢譯本及其研究述評》（《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一文介紹了近年來關于《米拉日巴傳》作為一部小說研究的部分成果，并將三種漢文譯本進行了比較，認為：“與劉立千譯本追求嚴謹的學術性、王沂暖譯本追求文學性閱讀的簡潔生動特征相比”，“張澄基譯本，重視《米拉日巴傳》作為佛教高僧傳記的宗教性特質，以流暢通俗、闡明佛教修行大意為翻譯原則，其譯本在國內外愛好佛教文化人士中流傳甚廣”。

本年度對于《倉央嘉措情歌》的研究有所升溫。榮立宇的《倉央嘉措詩歌在漢語文化圈中的早期譯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詳細介紹了四種漢文翻譯及翻譯者及翻譯特點等情況。作者認為最早的于道泉譯本“以其嚴謹的學術性著稱，然而卻在譯詩的文采詩意方面為人詬病”。而諳熟藏漢文的“劉家駒的譯文呈現出鮮明的民歌特色，句子長短不一，錯落有致，語言也頗口語化，但基本保持了藏族諧體民歌每首四句的體式”。不懂藏文而長于七言古詩文的“曾緘譯詩充分利用了古體詩歌言簡意賅的傳統優勢以一聯兩句的極為經濟的篇幅就將源詩的全部意義納入進來”，創造了“不負如來不負卿”的佳句。同樣擅長于五言古詩的“劉希武譯詩在內容方面與源詩可謂是亦步亦趨，在譯詩的忠實性方面比曾緘譯本靠近源詩很多”。總之，上個世紀在北京與四川兩地進行的翻譯采用了多種手法，“直接翻譯與間接翻譯、忠實性翻譯與創意性翻譯、古詩體翻譯與民歌體翻譯等”，這為后來此情歌集在漢文化圈中的廣泛傳播打下了基礎。柏云飛的《淺析兩首倉央嘉措詩歌的法語翻譯》（《法國研究》第3期）一文介紹了《倉央嘉措情歌》中的兩首詩即《在那東山頂上》與《印度東方的孔雀》的法文翻譯中文化意境的缺失問題。作者指出前首詩的翻譯中，通曉藏文的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éel）翻譯的詩集（Poésiesérotiquesattribuées au sixièmeDala lama. By TsangyangGyatso， in Textestibétainsinédits. Paris：Pygmalion， 1977）與ZénoBianu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詩集（L Abeille turquoise - Chants d amour du VI dala lama. By Tsangyang Gyatso. Paris：Editions du Seuil， 1996）中，盡管兩者忠實原文并進行了文學提煉，但均落入了“歸化式”的翻譯，特別是對于“ma skyes a ma”（慈母般少女）一詞理解上的文化差異與困惑，造成了翻譯中審美意境的缺失。后一首的翻譯中也同樣受到了這種文化現象差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