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關注的焦點依然是使用漢文創作的幾位作家的作品。但特別要提到的是，對于現代著名作家根敦群培作品的介紹成為年度研究的亮點。唐納德?小洛佩茲著、杜永彬譯《根敦群培詩詞研究》（《中國藏學》S2期）一文中，比較詳細全面地分析、介紹了編者所輯錄與翻譯（藏譯英）的根敦群培的104首詩歌的格律、風格、語言修辭及內容特色等，并將這些詩歌依據其內容特色分成了六類：“一位沒有弟子的上師的教言”“一位不知名的圣人的哀嘆”“世界之道”“藏王之歌”“關于欲望的箴言”及“英文作品”。作者還概括介紹了他對西藏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性特色即前佛教時期的民歌特色、佛教傳入前期的瑜伽歌特色以及《詩鏡》譯介以來的印度詩學特色等的認識。并在介紹根敦群培生平經歷與詩歌創作之路的同時，指出作為西藏詩人中汲取印度詩學理論及傳統詩歌特點而開辟新的詩歌創作道路中做出偉大貢獻的，正是這位近代最偉大的詩人根敦群培。

本年度對于作家阿來作品的研究依舊成為一個熱點，但從研究特色來看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并不多。梁海的《阿來文學年譜》（《東吳學術》第6期）一文，詳細介紹了作家自1959年出生至2012年的簡略創作經歷，網羅了其創作與發表的幾乎所有的作品情況以及重要的評論與研究活動等，為作家阿來及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學術資料。劉耀輝的《淺析〈塵埃落定〉中比喻喻體的選擇》（《小說評論》S1期）一文將其小說中使用的比喻進行了分類研究，并嘗試解釋了作家使用這種比喻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作者列舉了小說的4種比喻喻體：“喻體的動物化”“意象化”“陌生化”與“粗鄙化”，指出這種特殊的喻體例如“動物化”中使用動物來比喻人的行為，不僅在審美上突破了世俗概念，而且也貼近營造了主人公的形象等，特別要說明的是這種比喻喻體的使用是經過作者精心打造的效果，而非隨意安排。最后作者依據作家的身份認同、復雜的職業經歷與文化背景等方面嘗試闡釋了這些特殊比喻喻體可能的“來源”。

胡垚的《阿來作品中的路意象》（《時代文學》第5期）是一篇短篇評論，作者從阿來小說、詩歌中“路”的意象出發，剖析了作品中“路”所反映出的“精神層面”“人生歷程”“文化對比”等方面的種種審美含義。指出這種意象“充分折射出藏族當代作家在面對西方思潮、現代文化、他民族文化等多重文化的沖擊下，在調適社會關系、文化認同、傳統承繼等方面的困境和探索，尤其對阿來這個以漢文寫作的藏族作家而言，還存在著不斷在藏族傳統與漢文化的邊緣徘徊、猶疑的痛苦境地”。此外楊華軻的《論〈塵埃落定〉中多重并置的敘事視角》（《時代文學》第3期）一文分析了該小說的三種敘事視角即“傻子的第一人稱”“智者視角”和“作者全知視角”的主次相輔及交錯運用特點。作者認為正是通過這種特殊的敘事視角，小說“成功地將一個民族的歷史史詩呈現在我們面前”，完成了作家對于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創造了一個“想象的詩意的氛圍”世界。

徐琴的《論藏族作家格央的小說創作》（《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從小說人物、思想內涵與敘事風格三方面分析了女作家格央的幾部小說。作者指出格央小說的主人公大多為現世的情感所困，經受著生活之冰火煎熬，卻頑強地尋求著心靈解脫和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其作品內容思想上洋溢著藏傳佛教的寬容、忍耐。正是由于具有“宗教的悲憫情懷及人世的溫暖，使得苦難的現世不再冰冷”。其小說所營造的那種雍容典雅的風格，“來自于格央個人的獨特氣質”、作品中的民族文化意蘊、人物的高雅靈魂以及獨特的語言風格。呂巖的《藏族女性作家書寫主體的構建》（《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分析了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一批藏族女作家作品的寫作特色。作者從她們作品的漢藏雙語混用的創作特色、作品中展現的藏族女性的覺醒意識以及藏族女性作家對于時代變遷、自身社會地位敏銳把握的敘事視角三個方面，分析了藏族女性作家作品所展現的獨特的文學魅力，進而指出這種女性書寫成為藏族文學的一種代表性特色。

段懷清的《民族敘事中的現實感與時代感——論龍仁青的近期小說創作》（《民族文學研究》第5期）評論了2010年以來龍仁青發表的幾篇小說的思想內涵與敘事風格。作者認為，龍仁青“近年來的”小說創作思想發生了一些“轉移”，即小說在背景上由描述牧區轉到了都市，在心理上由描述傳統文化心理轉到了現代文化心理，在生活層面從關注宗教性轉到了世俗性。但作者認為雖然其小說有這種寫作題材的轉移，但其敘事風格特別是其敘事中不緊不慢的語言節奏卻一如既往，并未發生較大轉變，因此不能看做是創作上的“轉型”。作者認為，龍仁青的小說“揭示了當下世俗生活、物質生活以及都市生活中人的空心化、物質化、利益化傾向”，關注了藏民族在當代生活中的困境，思考著怎樣“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民族歷史與未來走向，理解生活與人”的諸多問題。李娜的《淺析嘎代才讓詩歌的意象美》（《文學界》第12期）評論了嘎代才讓詩歌中“自然”“社會”和“人物”等中所呈現的典型意象特點。作者認為“意象是詩人的審美情感與具體表象構成的審美契合，是詩人將現實生活轉化為藝術形象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比如嘎代才讓詩歌中有關“自然”類意象中，典型的“土地”這一意象“凝聚著詩人對正在消逝的家園最深沉的愛和眷戀”；而“草原”和“馬”的意象，“在他的詩歌中是相互依存的，詩人心中的草原上奔馳著駿馬，或者說這駿馬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