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從出版著作與發表論文數量來看，《格薩爾》史詩的研究相對趨于平緩，總計發表論文50多篇。從研究興趣點來看，主要關注《格薩爾》史詩的學術史、《格薩爾》史詩中的古代藏族文化、《格薩爾》的本質特點、《格薩爾》與其他民族史詩之比較、《格薩爾》史詩之翻譯、《格薩爾》史詩之傳承與保護、音樂文化等方面。

賈芝的《中國史詩〈格薩爾〉發掘名世的回顧》（《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根據作者親身經歷《格薩爾》史詩的發掘過程，詳細記錄了自1958年開始至2001年為止，自己與這部史詩的深厚淵源關系。這些珍貴的資料為《格薩爾》史詩的學術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如1958年8月，主持制定《“中國歌謠叢書”和“中國民間故事叢書”編選出版計劃》中明確規定由青海省負責《格薩爾》工作。1978年6月24日，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聲討“四人幫”摧殘藏族史詩《格薩爾》，為給《格薩爾》平反大聲疾呼。1979年第2期《民間文學》上以編輯部名義發表《為藏族史詩〈格薩爾〉平反》，5月28日《人民日報》以原標題摘載。1979年8月8日，以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名義向中宣部遞交了《關于搶救藏族史詩〈格薩爾〉的報告》，提出成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的建議等等內容在《格薩爾》學術史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格薩爾》學的建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

降邊嘉措《談〈格薩爾〉漢文版的翻譯工作》（《民族翻譯》第４期）一文從《格薩爾》史詩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價值以及多年來我國學者、領導對《格薩爾》史詩翻譯問題的大力支持與呼吁等方面，介紹了《格薩爾》史詩漢譯本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及其意義與價值。作者進而借用郭沫若關于文學翻譯的觀點，強調《格薩爾》漢譯本翻譯工作必須經歷兩個過程：“譯出意思”與“詩化”。過去的漢譯資料本乃至至今通行的大部分漢譯本，只解決了第一個過程，還沒有達到第二個過程，即“詩化”的過程。因此，就如將一杯茅臺酒變成了一杯白開水，甚至其中還夾雜了許多雜質。這樣的翻譯工作有損于原著的價值。

楊恩洪的論文《〈格薩爾〉口頭傳承與民族文化保護》（《青海社會科學》第1期）討論了史詩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問題。作者在文中總結我國《格薩爾》搶救保護的兩次重大行動：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作者認為正是通過這兩次重大搶救保護活動，我國的《格薩爾》史詩取得了重要成績。從作者個人參與上世紀80年代的搶救行動出發，總結了我國《格薩爾》史詩取得重要成績的關鍵在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績。但是作者也反思了我國《格薩爾》搶救保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比如過去對于史詩認識的不足導致了對藝人文本搜集的忽視，也有對于藝人的過分“寵愛”而使他們成為國家干部后，反而令其藝術凋零?？紤]到這些教訓，作者認為目前恰逢《格薩爾》史詩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此難得的保護機遇時，應該糾正我們的認識，做好進一步的保護與傳承工作。比如完善保護機制與措施，特別要加強藝人與文化空間的保護。

陳崗龍的《〈蠻三旺〉與格薩爾史詩》（《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介紹了清末民初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中記載的“西藏神話”《蠻三旺》。作者通過《蠻三旺》的敘事結構、情節母題和《格薩爾》史詩進行比較研究，指出《蠻三旺》不是關公的傳說，而是格薩爾降魔救妻史詩故事的結論。這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格薩爾》史詩在漢文化中的傳承情況提供了最新鮮的材料。李連榮的《祖先之歌——論藝人昂仁〈格薩爾〉史詩結構》（《2012格薩爾故里行全國格薩爾學術論壇論文集》，大眾文藝出版社，2012年12月）介紹了《格薩爾》史詩的“安多型”與“康區型”的幾種傳承類型，進而論證了昂仁藝人的《格薩爾》史詩是以前者為基礎，積極吸收后者后進而發展演變的特點。

朝戈金、馮文開的論文《史詩認同功能論析》（《民俗研究》第5期）關注勞里?航柯的史詩認同理論及后來的發展情況，特別運用多民族史詩傳統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實際運用與驗證分析。作者認為《格薩爾》史詩也輝映著這一理論?！陡袼_爾》同樣表現出了兩種現象：一方面具有從部落的、地方的向跨區域發展為“超級故事”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具有信仰弱化、面向娛樂化發展的特點。這正是認同理論功能的體現。

本年度《格薩爾》的研究領域有所擴展，主要反映在開展了《格薩爾》史詩與他民族史詩之間的比較研究。比如扎西吉《〈格薩爾〉與〈瑪納斯〉比較研究初探》（《伊犁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丹增諾布《〈卡勒瓦拉〉與〈格薩爾〉之比較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這些研究雖然是初步的，但從藏文文本出發進行比較，是這些研究成績的可貴之處所在。此外，羅文明、郭郁列的論文《比喻：〈伊利亞特〉與〈格薩爾〉的共性修辭》（《西藏研究》第2期），從一般文學修辭中的“比喻”出發，比較了兩種民族史詩在運用“明喻”和“博喻”的相似與不同之處。一定程度上，這種比較對于認識兩部民族史詩的特點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本年度，關于《格薩爾》史詩的翻譯問題的探討也成為關注的一個亮點。王景遷、蔣盼、于靜的論文《文化解讀與史詩英譯——以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國外英文譯本為研究中心》（《煙臺大學學報》第3期），依據國外的翻譯理論和國內的翻譯理論，分析了幾種《格薩爾》史詩英譯本的特點，特別是大衛?尼爾譯本和羅賓譯本。作者認為在理解他民族文化內核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性理解并借用本民族中的概念翻譯，才能達到一定的翻譯水平。

除此，本年度召開了幾次相關《格薩爾》史詩的學術研討會，如在西寧舉辦“《格薩爾》與國際史詩研討會”（7月），在康定舉辦“全國《格薩爾》論壇”（9月），在北京舉辦“史詩研究國際峰會”（11月）等，這些會議上發表的《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報告，學科視角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