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的藏族文化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首先，傳統文化研究與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較豐碩，這說明藏族文化研究中，傳統文化和民俗文化仍是該研究領域的熱點，也說明藏學界對保護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視。其次，對現代文化的研究亦很重視，成果也較多，其中不乏有深度的文章，說明學界在重視藏族傳統文化的同時，對現代文化亦很重視。此外，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傳播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也較多，下面按研究涉及的相關領域予以分別介紹。

（一）傳統文化研究

本年度有關藏族傳統文化的研究仍是熱門，內容豐富，其中不乏一些有深度的文章。代表性的研究論述有孫林的《青海隆務河流域六月會中的宗教儀式與族群認同——以同仁縣尕沙日與日合德村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石碩的《青藏高原碉樓的起源與苯教文化》（《民族研究》第5期），鄧宏烈的《羌族宗教信仰與藏文化的關系考察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權新宇、蒲向明的《白馬藏族的白馬老爺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認同功能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才旦曲珍、貢覺《有關天葬及天葬師的研究綜述》的（《中國藏學》第4期），尕藏吉的《卓倉多元文化圈探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韓正康的《多續藏族文化保護的可行性研究》（《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貢保扎西、瓊措的《論藏族傳統道德思想及其社會作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6期），貢保扎西的《藏族傳統文化中的象征符號及其和諧理念》（《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同美的《藏漢文化視野中的絕地天通思想——以古藏語“木給（dmuskas）”與古漢語“建木”為例》（《民族學刊》第2期），拉先的《村落與信仰儀式——循化縣道幃“拉則”調查研究》的（《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扎曲的《從象征寓意解析“西藏五色文化”》的（《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白賽藏草的《簡述藏族口述傳統及其特點》（《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4期），倉姆拉的《拉薩地區藏族民間手工藝品的傳承與創新》（《西藏藝術研究》第3期）等。

孫林的《青海隆務河流域六月會中的宗教儀式與族群認同——以同仁縣尕沙日與日合德村為例》一文以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隆務河流域的土族村落尕沙日、藏族村落日德村的六月會為主，同時以四合吉、浪加、蘇和日等藏族與土族村落的田野調查材料為補充，對各個村落六月會中如何通過宗教儀式，整合社群關系，加強族群認同等問題進行了比較，同時，就各個族群村落的宗教信仰如何產生相互的影響及彼此的文化認同意識等問題進行了分析。石碩的《青藏高原碉樓的起源與苯教文化》一文從青藏高原碉樓含義同“瓊鳥”（khyung）密切相關的史實出發，對藏族地區苯教中“瓊鳥”觀念的來歷、性質及其傳播情況進行了探討。指出“瓊鳥”觀念源自古印度的“Garuda”，它與苯教的“卵生”觀念相依存，也是象雄瓊氏部落的重要神鳥。“瓊鳥”信仰伴隨雍仲苯教的形成逐漸由象雄傳往藏區各地，尤其是經藏北傳播到藏東地區，今碉樓密集的嘉絨地區傳說中正是將其苯教、瓊鳥和土司來源地指向象雄及西藏瓊部。此外，碉樓分布還與苯教呈明顯對應關系。因此，青藏高原碉樓的起源與苯教有關，苯教中的“瓊鳥”信仰及“天神”崇拜觀念應是碉樓產生的重要文化基礎。鄧宏烈的《羌族宗教信仰與藏文化的關系考察研究》一文對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藏文化因子，羌族天神信仰與藏族民間宗教信仰的淵源，羌族和藏族有關人類起源傳說的相似與區分，羌族原始宗教信仰與佛教文化的糅合等方面對羌族宗教信仰與藏文化的關系作了較為深入的考察分析。

權新宇、蒲向明的《白馬藏族的白馬老爺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認同功能探析》一文認為，作為白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馬老爺神祇，其原生形態為有形的山，此生形態為部族英雄。實際上，這兩種形態均為神話學上的想象，這種想象實際上是基于生存的關照。如果說神山是白馬先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主義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則是白馬先民對政治拉鋸戰的生存狀態的考慮。在村落語境中民眾基于物質或精神的訴求進而對白馬老爺進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不僅滿足了民眾的現實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馬老爺神祇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與此同時也建構了白馬人的族群邊界和社會記憶。

尕藏吉的《卓倉多元文化圈探析》一文認為，卓倉地區位于青海東部湟水流域，以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構成了一個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歷史上，世代生活在這里的各族先民共同創造了獨特的文化，不僅形成了卓倉多元文化圈，而且也成為安多藏族的一個特殊支系。

韓正康的《多續藏族文化保護的可行性研究》一文認為多續藏族是藏民族獨特的一支，保留了遠古藏族的語言和古老苯教的內容，其獨特性使其成為藏族文化生態圈中重要的一環，本文對多續藏族艱難的文化生存樣態作了簡單介紹，并對保護多續文化的可行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貢保扎西、瓊措的《論藏族傳統道德思想及其社會作用》一文認為藏民族有著豐富的倫理道德思想，有許多優秀的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藏族傳統道德反映著藏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趨向，作為社會規范和行為準則，藏族傳統道德作用于藏民族和藏族社會，對藏民族個體內在心理和行為的和諧一致，對藏民族的人際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以及對藏族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就藏族傳統道德及其社會作用做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旨在挖掘藏民族優秀的倫理道德思想，輔助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為構建藏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貢保扎西的《藏族傳統文化中的象征符號及其和諧理念》一文認為藏族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的象征符號，它們有的以符號的形式體現，有的則以器物的形式存在。其中許多象征符號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含義表現了對和諧理念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對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的極大影響。

同美的《藏漢文化視野中的絕地天通思想——以古藏語“木給（dmuskas）”與古漢語“建木”為例》一文認為，古藏語“木給（dmuskas）”是指通天之梯，古漢語“建木”是指通天之樹，古漢語“建木”是古藏語“木給”的譯音。“木給”與“建木”反映的是藏漢古文化視野中的早期原始的絕地天通思想。在藏漢民族古文化視野下，這種絕地天通思想在后來的藏族社會發展進程中大致經歷了巫覡管理階段、人人為巫階段、政教合一階段、前三者合題階段等幾個發展階段，但是，在各自文化視野里每個階段及其表現形式又略有不同。藏族歷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這樣或那樣的教派以及各種活佛系統產生發展之歷史，其實說到底就是藏傳佛教文化視野下絕地天通、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演繹歷史。

才旦曲珍、貢覺的《有關天葬及天葬師的研究綜述》一文對國內外關于天葬及天葬師的研究狀況及成果進行了梳理和綜述，認為學術界對天葬的起源等問題的討論已較為充分，但比較缺乏對現代語境中的天葬的深入研究，對天葬師的研究十分有限，且存在偏頗之嫌，有必要進一步對天葬師的生存狀況進行深入了解及探討。

拉先的《村落與信仰儀式——循化縣道幃“拉則”調查研究》一文通過實地調查，以道幃鄉各村落共同祭祀大型“拉則”為個案，對“拉則”的傳源、變遷、功能、祭祀流程、祭祀規模以及與各村落社會組織之間的同構關系進行了闡釋研究。提出“拉則”是以自然崇拜為基礎，以部落組織為紐帶，以區域村落為載體舉行的祭祀儀式。并從其文化功能來審視，在一個大的區域內有助于各村落之間的統一、整合，提升社會一體化的內聚力；由于“拉則”祭祀儀式具有心理調適和情感慰藉功能，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也有助于社會和諧穩定，規范個人行為，具有較明顯的社會控制功能。

扎曲的《從象征寓意解析“西藏五色文化”》一文認為，“西藏五色文化”，即藍白紅綠黃所象征的文化意義。它頻繁出現在各種場合，象征寓意內容涉及原始苯教、佛教和藏醫藥學等方面，其中五色的聯用性尤為突顯。鑒于藏族色彩學的獨特內涵和符號聯用美感，作者從文化的人性意義上將五色的“象征寓意”作為該論述的基調，結合早期苯教和佛教在西藏色彩文化形成中的不同催化成分進行嘗試整理，從五色聯用的文化歷程中就其不同的符號內涵來作為解讀五色一體化藝術的內部審美代碼。

白賽藏草的《簡述藏族口述傳統及其特點》一文認為，近年來，口述史在藏學界興起，然而在具體的運用中似乎還有一些誤解。其實口述史、口述歷史和口述傳統各自有著獨特的范疇和特點。本文簡單地梳理了上述三者的定義，并在此基礎上認為藏族的口述傳統主要有四個，即“仲”“德烏”、《格薩爾》以及寧瑪派教義的口頭傳承。這四個口述傳統在實踐過程中體現了幾個共同的特點：再創造、開發智力以及家在這幾個傳承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中轉站。

倉姆拉的《拉薩地區藏族民間手工藝品的傳承與創新》一文認為，藏族民間手工藝是藏族文化藝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的寶貴結晶，藏族民間手工藝深受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影響。拉薩地區藏族民間手工藝在傳承發展上主要有兩大平臺：教育機構和生產單位，它們為民間手工藝制作行業提供智力支持、把握市場方向，藏族民間手工藝品正依靠著自身的獨特魅力，從傳統的土壤中挖掘出創新的資源，獲得蓬勃發展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