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潤芳、賈海娥的《藏族祝贊詞》（《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對藏族祝贊詞進行了研究。文章認為，從古至今藏族民眾在喜慶的集會上祝頌，在生和死的儀式上祝頌，在出征打仗時祝頌，在凱旋歸來時祝頌……祝贊詞廣泛地存在于藏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藏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中創造的富有高原特色的精神財富。藏族祝贊詞與藏族信仰、民俗、儀式、節日等關系密切。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發展，藏族祝贊詞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形式越來越簡潔。祝贊詞的吟誦表達了藏族人民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心愿：希望生活幸福美滿，萬事吉祥。

耿英春的《青海安多藏族服飾民俗文化功能芻議》（《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將服飾作為一種符號，從民族社會學的角度，對青海安多藏族服飾文化的族徽標識功能、身份標志功能、禮俗規范功能、祈福求吉功能及裝飾審美功能等進行闡釋，以此來揭示安多藏族服飾深厚的文化意義。

生杰卓瑪的《藏族婚姻中嫁妝和聘禮的民族學解讀——以青海河湟地區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通過對青海河湟地區藏族婚姻中嫁妝和聘禮習俗的實地調查，運用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就其存在的差異性進行了分析。

朱雅雯、朱普選的《青藏高原喪葬類型及空間特征》（《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認為青藏高原由于地域遼闊，自然地理條件復雜多樣，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再加上民族構成的多元性，人們的觀念有著很大的差別，從而導致喪葬形式的復雜多樣。但就主體葬式的空間分布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區域：一是以衛藏地區為核心的天葬區；二是以青藏高原周邊地區為主的混合葬區。青藏高原各地不同的葬式，是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受各自生活的環境條件、民族習慣、思想觀念等因素的影響所形成的。

夏吾交巴、東周加的《藏族葬禮的起源探析》（《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一文以鮮為人知的藏文資料及田野資料，對藏族天葬、水葬、土葬、火葬等喪葬方式的起源進行了探討。

王瑜的《藏族山神崇拜習俗淺析——以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為例》（《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一文簡要地敘述了新龍藏區山神崇拜習俗的歷史淵源，并對當地藏民在日常生活中最為普遍的“煨桑”儀式及“十三”年節中的“拉澤”儀式祭拜山神的活動進行了介紹。

李錦的《山神信仰：社會結合的地域性紐帶——以四川省寶興縣磽磧藏族鄉為例》（《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通過對四川省寶興縣磽磧藏族鄉的田野調查，揭示了磽磧山神的總體特征，總結了磽磧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點，指出祭祀山神的儀式，即祭山會在當地社會結合中發揮著地域性紐帶的重要作用。

常麗霞、崔明德的《藏族山神崇拜及其象征——基于拉卜楞地區一份山神祭祀煨桑頌詞的釋讀》（《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4期）一文將廣泛流傳于拉卜楞地區的一份山神祭祀煨桑頌詞所蘊含的拉卜楞地區藏族強化族源認同、凝聚部落內聚力、象征民間地方權威等諸多文化內容做了詳細的介紹，并從人類學的視角，結合山神祭祀儀軌，闡釋山神崇拜祭文所表達的文化象征，以及對追溯并解釋藏族部落民族文化的歷史變遷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青藏高原獨特的高寒地理環境孕育了獨具藏族風格的服飾文化，由于藏民族所處的地域不同，其文化、人文、歷史也有所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民族服裝上，尤其是藏靴上。沈飚的《藏靴的美學意蘊及其地域特征》（《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3期）正是一篇擬從藏靴的歷史、分類與制作等方面來淺析藏靴的美學意蘊及其相關的地域特征的文章。

邊巴瓊達的《藏族民俗器物的分類與定名分析——以西藏博物館民俗廳展品為例》（《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西藏博物館民俗文化展廳的民俗器物為研究對象，揭示民俗器物定名的科學規律，展現藏族民俗器物在每一段歷史生活中的價值，為進一步對藏族民俗器物進行分類與定名提供依據。

冀文正、李躍平的《20世紀50—60年代西藏墨脫縣珞巴族老照片與民風民俗》（《民族學刊》第2期）。珞巴族屬于我國28個人口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我國藏東南的珞瑜地區，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閉塞，長期以來很少進入外界的視野。文章作者冀文正同志曾在墨脫工作了16年，他拍攝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珞巴族生活景觀圖片，記錄了當時尚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珞巴族的民風民俗及信仰“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動，十分珍貴；圖片所表現的內容，具有極高的民族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價值。這些老照片的展示，能夠使外界了解珞巴族的過去，關注他們的現狀，也有助于珞巴族在未來更好地發展。

徐銘的《扎巴藏族母系制走婚習俗研究——〈扎巴藏族——21世紀人類學母系制社會田野調查〉關于婚姻的解讀》（《民族學刊》第3期）。扎巴藏族的母系制走婚習俗，歷史文獻包括當代的道孚縣志都無記載。馮敏《扎巴藏族——21世紀人類學母系制社會田野調查》一書的“婚姻”部分首次運用人類學方法詳細考察了扎巴藏族母系制走婚習俗與父系制初期的婚姻家庭形態，并討論其對人類婚姻體系演進史的意義、對偶婚比走婚進步的意義以及母系制婚姻存在做了解釋。透過該書的材料可以發現，扎巴藏族婚姻的變異與男女分工及社會經濟狀況、國家的婚姻法和計劃生育政策緊密相關。并提出了面臨村寨搬遷的扎巴藏族的妥善安置，以及可能影響如母系制婚姻家庭的人倫關系關注。

阿旺貢覺、普布多吉、貢布多加、扎西達瓦的《察瓦龍民俗文化綜覽》（《西藏研究》第5期）。西藏東南的察瓦龍地處滇藏交界的卡瓦格博神山腳下，是怒江邊上的古道重鎮，現為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察隅縣的一個鄉，境內居住著藏族、怒族、獨龍族和傈僳族等多個少數民族。由于所處地理環境及多民族間長期文化交流的關系，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呈現出多元共融、和諧發展的文化景象，促進了當地社會穩定發展。文中介紹了察瓦龍的歷史文化概況、馬幫生涯、建筑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風情等，體現出歷代漢藏友好交往、文化互融的真實歷史。

才旦曲珍的《生死輪回中的轉換——試析藏族喪葬習俗的儀式過程》（《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一文指出，藏族的喪葬習俗是在藏區地方性文化的時空中，按儀式順序依次展演分離—過渡—聚合的全部過程，充分反映了藏民族對待死亡的智慧，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在死亡打破平衡后，通過儀式的凈化，得到新的平衡，使生者的生活能夠繼續。

楊菊的《六月會祭祀儀式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六月會是青藏高原東麓熱貢地區藏族和土族村落共同參加的最盛大的宗教性節日，每年農歷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隆務河流域的藏族和土族村落次第舉行，是青藏高原安多藏族和土族人民特有的文化現象。本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運用人類學的儀式理論，對六月會的主要祭祀儀式、祭祀儀式的過程和祭祀儀式的功能等進行了考察與研究。

張虎生、陳映婕的《體制?家庭?空間：拉薩轉經習俗的傳承機制》（《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盡管伴隨著傳統宗教整體式微的現代化變遷，西藏民間社會盛行的轉經習俗仍然保持著較強的傳承能力，尤其在圣地拉薩體現得更為鮮明與典型。神權時代“政教合一”體制的強大慣性、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內部傳承和承載著日常化展演儀式的轉經空間，成為轉經習俗發生橫向與縱向傳承的重要機制，其中既具有民俗傳承的普通共性，也呈現出西藏社會宗教生存與發展的獨特性。

羅桑開珠的《論藏族房屋建筑的發展歷程及特點》（《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一文著重研究不同歷史時期的藏族房屋建筑及其文化特點，將藏族房屋建筑發展歷史劃分為史前、吐蕃王朝、政教合一和社會主義四個時期，并對每個時期藏族建筑的文化內涵進行了分析。

拉毛、卓瑪的《青海湖祭海空間文化研究》（《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一文認為，作為中國最大的內陸咸水湖，青海湖以其美麗的湖光山色，喧鬧的鳥島，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遼闊的天然牧場，獨特的民族風情，古老的寺院加上久遠迷人的神話傳說，充滿神奇夢幻般的色彩。盛大的祭海活動更是青海湖文化中最具有神秘色彩而又多元并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為平武白馬道士手中的法器，“巴色”在各種祭祀活動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巴色”何以如此重要，

馮作輝在《平武白馬藏區祭祀用“巴色”法杖研究》（《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5期）一文中擬從“巴色”的淵源形成、發展演變、圖紋的象征意義以及造型特點幾方面來加以探討。

李玉琴的《四川藏區兩個特殊年節的比較研究——對新龍“十三”節和丹巴“香古”年的調查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7期）一文認為，四川新龍縣的“十三”節與丹巴縣的“香古”年不同于藏區通行的藏歷年，是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傳統年節。文章從兩個村落節俗的實地調查發現：兩個地方性年節因兩個地域的、歷史的和民族文化發展背景的不同而自成體系，但是，兩地節俗又具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現象。兩個年節皆源于古老的祭祀祈福習俗，至今節日的宗教性和原生性特點仍很突出；年節祭祀中都保留了許多早期宗教的文化內容；歡慶娛樂活動豐富。“十三”節與“香古”年反映了兩地藏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