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大致類似，對于西藏與四省藏區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歷史上中央王朝為治理西藏而建立的政治和行政制度，特別是與西藏自然和文化特點相結合而形成的制度的研究。由于史料發掘的便利性，這一類研究更多是關于清朝時期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基本政治制度和行政體制。第二類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治藏安藏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制度安排的研究。隨著實踐的發展和學科本身的進步，對具體制度安排及其政治績效的研究近幾年來呈現逐漸增多、質量愈益提高的態勢。

李鳳珍的《清朝乾隆時期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與中央集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5期）從中央整體制度安排的角度對舊西藏的政教合一體制進行了分析，重點對政教合一制度自身的運作、發展邏輯以及在中央行政權力干預、影響下的變化及最終成型進行論述。文章從統治權的層面分析政教合一制度內僧俗兩大系統的構成和權力的實施，以及僧俗官吏的特點，認為清中央集權解決政教合一制度內僧俗權力之爭，以削弱控制宗教的俗官勢力，擴大達賴與駐藏大臣的職權，加強清朝對西藏的直接管理，完善政教合一制。從這個意義上看，西藏的政教合一體制雖然植根于西藏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但從制度生成的角度看卻與中央統一的制度安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周偉洲的《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分析了清代西藏地方行政體制的整體狀況、層級特點及嚴格，指出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是在西藏歷史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的，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而且與西藏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與西藏高原的地理環境等均密切相關，這一制度既具有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特征，又有復雜多樣的地域特點。文章重點對作為西藏地方行政基本單位的宗谿設置、地方行政的基層組織谿卡、部落以及一些特殊的行政區劃如薩迦法王轄區等進行研究；論述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行政體制進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并指出這些改革是基于清朝中央政府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針。

王茂俠的《邊疆民族地區發展和穩定的特殊工作機制——以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為中心》（《民族研究》第6期）將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置于中央治理邊疆民族地區宏觀制度框架的范疇內進行研究，提出西藏工作座談會不僅僅是“會議”，更是一個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的特殊工作機制，具有研究對象特殊、突破現有體制安排、“地方—全局”雙重性質疊合等特點。文章從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產生及功能定位、會議主題、決策與工作實施等角度對這一特殊工作機制進行了全面論述，并進一步提出，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戰略規劃明晰，組織動員能力強大，能夠解決邊疆民族地區深層的、復雜的問題。

趙金華、何衛勇的《關于西藏婦女參政議政問題的思考》（《西藏發展論壇》第5期）從西藏婦女參政議政這一反映民主政治、民族區域自治等眾多制度安排的子課題入手，分析了西藏婦女參政議政的現狀，提出西藏婦女干部隊伍不斷壯大，素質和形象有了新的變化和提升；論述了西藏婦女參政議政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婦女在管理和決策機構中人數和作用較小、參政結構不合理、婦女參政議政意識不強、素質有待進一步改善等；并對提升西藏婦女參政議政水平提出了一些思考，指出應進一步加強婦女參政議政的法制建設、提高全社會對婦女參政議政的認識、提升婦女參政意識及能力素質等。

王小彬的《也談西藏和平解放與“一國兩制”》（《西藏研究》第2期）對國際國內一些人所主張的西藏和平解放后存在一段時間“一國兩制”歷史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文章認為，這種觀點混淆了“兩制并存”與“一國兩制”兩個不同的概念，實際上一段時間內的“兩制并存”與較長時間段的“一國兩制”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不可能劃等號。把“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現實斷定為西藏實踐過“一國兩制”的政策，此種觀點值得商榷。所謂“一國兩制”政策在西藏招致失敗或終止更是子虛烏有。和平解放后，西藏社會政治制度也并非“原封未動”，同解放前相比，尤其是同《十七條協議》的有關條文相比，西藏的社會制度或社會性質已經部分地發生了質變。而達賴集團所謂的“一國兩制”，其實質和要害則是“兩國兩制”。

王娟麗、王躍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概念框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以治理理論為核心，提出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動因，主要包括外部環境與內部需求兩方面的觀點，并據此提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動因主要包括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提高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需要、內部問題“逼迫”和各族群眾多元化的需求、降低行政成本的需要、維護西藏穩定的政治使命。根據這些內外部壓力和需求，文章提出一整套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創新的概念框架，大致包含了治理理念創新、治理主體創新、治理內容創新、治理方式創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