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哲學宗教領域的研究成果收獲頗豐，更多學者致力于在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實踐上探索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路徑和方法，宗教歷史和宗教社會學研究仍然是最受青睞的理論研究范疇（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介紹宗教社會學領域的成果），相較去年，宗教儀軌和教義尤其是密教與宗教比較研究有很大進展。

一、現實問題的研究

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藏傳佛教所遇到的重大課題，2012年針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可以歸納為理論問題研究和具體問題研究兩個部分，從研究成果看，這兩方面都很豐富，研究進一步深入化、具體化，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更加緊密。

（一）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問題研究

在專著方面，主要成果集中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教義闡釋研究。由鄭堆主編的《藏傳佛教教義闡釋（試講本）》是第一本對藏傳佛教教義進行符合時代發展和文明進步要求的新闡釋的著作。闡釋圍繞愛國思想、道德建設、清規戒律、和諧進步四個主題展開，以《般若經》等藏傳佛教傳統典籍作為基礎，選擇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各教派高僧大德的論述和解釋，結合現代社會思潮，針對社會和僧團中的具體問題，對藏傳佛教的經典、戒律、修行方法等進行闡述。意在為教義闡釋工作摸索經驗，起到示范作用，以便為今后藏傳佛教界全面開展此項工作提供支持與幫助。隨后，《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第一輯）出版，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深入挖掘藏傳佛教教義中的有關積極思想。

2012年各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主要從社會主義哲學、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和西藏宗教文化的革新等方面探討了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各種問題。

向龍飛《關于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制度歷史命運的幾點哲學分析》（《西藏發展論壇》第4期）一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視角，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為方法，分析了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發展和滅亡的原因，指出西藏歷史上政教合一制度存在的偶然性、其消亡的必然性及其在宗教上的非正當性。

李燕、孫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調試與共存》（《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8期）將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適應問題與時代發展相結合，在指出兩者相適應必要性的同時把握其適應的可能性，并提出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戰略對策，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藏區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才華加《藏傳佛教政治功能的當代變化及價值預設》（《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認為，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功能式微以后，藏傳佛教的寺院影響力、活佛與僧團的權威優勢、傳統制度及習規等都發生了弱化、單一化等變化。同時，隨著藏傳佛教自身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著調適和改造，寺廟和僧侶成為化解民間糾紛、輔助政府行政的重要力量，表明其與政治的聯系并不可能中斷，應當從中挖掘有益于現代民主社會的價值資源。

鄭堆《藏傳佛教和諧思想在建構和諧社會方面的作用》（《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藏傳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念、五戒十善等清規戒律和四攝六度等修行法門都蘊含著人我、人人和人天和諧的思想，使藏傳佛教在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挖掘藏傳佛教進步思想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作用》（《中國宗教》第8期）一文認為，藏傳佛教傳播和發展過程是不斷適應時代和文化要求的過程，在當今社會，藏傳佛教能夠促進人際和諧、促成良好的道德風尚、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

李德成《愛國守法與愛教守戒——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的兩個主題》（《中國宗教》第3期）認為愛國和愛教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愛國守法、愛教守戒是愛國愛教的基本要求和具體體現，二者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教義闡釋應當積極挖掘藏傳佛教弘揚愛國守法、愛教守戒的思想。

劉瑞軍《闡釋當前藏傳佛教政策的文化價值》（《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2期）認為藏傳佛教文化與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文章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后藏傳佛教與我國文化政策的發展及其之間的關聯，指出藏傳佛教政策在做好宗教事務、保持宗教主體精神以及正確對待信教群眾的生活習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羅桑開珠《論社會主義時期藏傳佛教社會地位的變遷》（《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分析研究了藏傳佛教社會地位的形成及變遷的歷史原因，認為從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藏傳佛教中神權與人權的地位和關系、藏傳佛教的教育體系和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比政教合一制度更有利于西藏社會的發展。

張宏偉《藏傳佛教對藏區社會穩定的影響及對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認為藏傳佛教對藏民族有著深層次和全方位的影響，它對藏區社會穩定的作用是雙重性的。從消極面來看，藏傳佛教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對藏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等有不利的影響；從積極面來看，藏傳佛教具有社會規范、社會整合和對信眾的心理調適功能。為規避負面作用，應增強以家國意識為核心的現代意識體系宣傳，消弭狹隘民族意識的不利影響；壯大藏傳佛教愛國宗教力量，發揮愛國宗教人士的作用；引導和發揮宗教界人士緊跟時代發展，對一些明顯不適于社會和宗教發展的教義作出合理的闡釋，并在宗教實踐中加以推行。

星全成《班禪系統的愛國傳統述略》（《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敘述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著名活佛傳承之一班禪額爾德尼系統自從建立以來與歷代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系，在抵御外國侵略、維護祖國統一、反對“藏獨”、促進藏區社會穩定等方面作出的積極貢獻。

郎維偉《二元視角下的西藏特點及其問題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2期）立足于西藏內部和外部環境的二元視角，分析了西藏的地理環境、民族構成和歷史傳統對西藏治理的影響，分析了西藏是我國的安全屏障卻受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干擾和破壞這一實際問題，這是西藏社會在較長時期都將存在一對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的原因所在，認為這是西藏治理的出發點和現實基礎。

（二）藏傳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具體問題研究

在藏區社會轉型過程中，藏傳佛教面臨著如何適應新的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和管理方式等眾多具體問題。這一部分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研究者采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研究方法，探索藏區宗教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寺廟經濟與寺廟管理等問題。

王存河所著《宗教與少數民族現代化》（民族出版社）一書，采用質性與量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入手，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伊斯蘭教、佛教（藏傳和南傳佛教）和西南少數民族原始宗教為主的宗教與西部少數民族現代化進程的相互影響。研究從西部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情況開始，涉及現代社會宗教價值觀在西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闡述了宗教對西部少數民族社會行為的調控作用及其限度、宗教經濟倫理對西部少數民族經濟生活的現實影響、宗教群體與宗教組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改變等。

格藏才讓《從寺院經濟活動看中心寺院體制與邊緣社會間的關系———以青海東那寺和四川魚托寺為例》（《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科版第6期）一文以藏傳佛教的格絨供奉為切入點，從“格絨供奉表”的形成和寺院對中心寺院體制結構的模仿兩個方面討論中心寺院與邊緣社會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雖然藏傳佛教寺院的經濟支柱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藏區傳統的民眾—寺院—活佛體制并未被動搖。

達寶次仁《藏傳佛教傳統寺院內部管理模式及特征》（《西藏研究》第3期）以格魯、薩迦、噶舉三派為例，分析比較了藏傳佛教傳統寺院的不同管理模式，認為這些誕生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寺院管理制度應當加以改革以適應新型社會主義社會，在遵循政教分離的原則下注入現代管理理念，在揚棄傳統管理模式的基礎上重構寺廟內部管理模式。

魯順元《文化圈邊緣藏傳佛教寺院經濟的興與衰》（《青海社會科學》第6期）以塔爾寺和廣惠寺為例，對比分析了二者自建成后寺院經濟的特點。自1958年宗教改革之后，兩寺采取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一興一衰兩種不同的經濟現狀。文章進一步分析了這兩種寺院經濟興衰的成因。

王亞欣《潛在需求市場細分的藏傳佛教文化旅游體驗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以具有潛在需求細分的藏傳佛教文化旅游市場為目標，對藏區旅游消費者現實需要進行了調研，依據“市場細分”和“潛在需求”理論對調研數據進行了分析，依據旅游體驗的思想，對藏傳佛教文化旅游體驗活動項目進行了設計，提出了藏傳佛教尋宗探祖游、藏傳佛教文化修學游、藏傳佛教醫療保健游、藏傳佛教藝術觀賞游、藏傳佛教節慶游等高端、專項旅游活動的設想。

楊澤明《試論藏區現代化發展與藏傳佛教文化的關系》（《甘肅高師學報》第6期）以甘肅藏區為例，分析了藏傳佛教文化影響對藏區現代化的作用。文章認為藏區現代化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宗教的長期性決定了藏傳佛教文化在長時間內會對藏區產生多元影響。分析了藏區環境與現代化發展的矛盾特征及藏傳佛教文化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提出了正確解決穩定與發展，傳統與現代的雙重關系，是藏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

何啟林《對加強和改進藏傳佛教寺院社會管理工作的思考》（《攀登》第1期）論述了青海在加強藏傳佛教寺院社會管理工作中的主要方法及其成效，并針對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

劉江榮《藏傳佛教寺院經濟的現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調查》（《社會科學論壇》第10期）以馬克思主義勞動社會觀為視角，對青海扎毛村三座藏傳佛教寺廟的經濟功能進行了研究，認為在過去的政教合一體制下，藏傳佛教寺廟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價值，隨著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進程，現代的藏傳佛教寺廟神圣性經濟收入可觀，而且帶動了周邊世俗性經濟尤其是旅游業的發展，并承擔著文化輔助和社會調適的職能。

李廣斌《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社會管理創新研究》（《攀登》第5期）總結了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社會管理創新的主要成就，分析了寺院社會管理仍然存在的六個問題，提出了寺院社會管理創新的建議，認為寺廟管理中應當進一步提高認識，增強反滲透、反分裂斗爭的意識，提高依法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的水平，健全寺院內部管理制度，加大寺院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高對寺院的公共服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