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傳佛教研究

1.文獻研究與翻譯

布楚、尖仁色所著的《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中國藏學出版社），較全面地介紹了藏文《大藏經》的歷史來源和內容，包括藏文《大藏經》中佛語部的產生背景及過程、顯密佛語經典與其論典在印度產生的情況、佛教顯密經典與其論典的藏譯以及藏文《大藏經》各種手抄本和刻印本的產生、藏文《大藏經》的內容和分類等，對勘藏文《大藏經》的出版概況以及藏文《大藏經》的特點，并介紹了未編入藏文《大藏經》中的《前譯寧瑪密續(xù)》與《前譯佛語密續(xù)》等其他前譯密續(xù)之經典和論典以及苯教《大藏經》的簡況。

藏文大藏經目錄之一的《旁唐目錄》形成于吐蕃王朝時期，是當今藏文大藏經的形成基礎，也是研究佛教初傳吐蕃的重要依據。徐麗華著《藏文旁唐目錄研究》（民族出版社）采用文獻學方法對西藏博物館藏《瑪旁唐》文本進行研究，該書首先論述了《旁唐目錄》形成的歷史背景、編撰依據和方法、基本內容，第二章介紹了《瑪旁唐》的藏文原文和漢文譯文，第三章分析了其學術價值，第四章概述了藏文大藏經的版本和目錄。

張潤平、蘇航、羅炤編著的《西天佛子源流錄：文獻與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錄了針對《金剛乘起信莊嚴寶鬘西天佛子源流錄》（沙迦室哩所著）和《后氏家譜》的研究論文?！段魈旆鹱釉戳麂洝肥敲鞔刈甯呱嗟ぴ尩膫饔?，記載了班丹扎釋的身世和主要經歷，其中包括有關明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政治和文化關系的記載。《文獻與初步研究》刊布了甘肅岷縣后氏族人所藏該書兩個抄本的圖版，還附有《后氏家譜》和大崇教寺漢藏文碑的圖版和錄文，為班丹扎釋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料。

《韓鏡清翻譯手稿》（甘肅民族出版社）自2010年以來陸續(xù)出版，2012年完成了全部五輯六冊的內容，基本包括了韓鏡清先生所有重要的藏漢或梵漢譯著，分別有：抉擇能量論、成他相續(xù)論、觀相屬頌、因相輪抉擇、觀三時頌、入瑜伽論、入瑜伽教授、轉有論、無生寶藏頌、諍論正理論、正理滴點論、解能量論、辯法法性論（兩稿）、辯中邊論釋、集量論、集量論解說。

孫鵬浩著《有關帕當巴桑杰的漢文密教文獻四篇》（《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采用文獻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選取黑水城文獻和《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四篇漢文文本（《四字空行母記文卷上》《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門》《無生上師出現感應功德頌》《大手印金瓔珞要門》）進行研究，探索帕當巴桑杰的傳教足跡，認為帕當巴桑杰的教法在西夏時已經在漢文化圈中流傳，說明了藏傳佛教傳播之早、之廣、之深。

2.宗教歷史與傳播

2012年，學術界對歷史人物、事件、傳播影響和文化交融的研究仍舊占藏傳佛教研究的絕大部分，現僅介紹其中重要的論文和專著。

拉巴平措著《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中國藏學出版社）研究了手寫本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傳記，對大慈法王的相關文獻、生平、業(yè)績、遺像和文物等進行了考證和研究，編譯、注釋了與大慈法王相關的八篇傳記，并附上傳記手抄本的復印件和藏文轉錄、拉丁文轉寫等第一手資料。

王維強著《沒有主人的法座：甘丹赤巴述評》（中國藏學出版社）研究了格魯派僧職甘丹赤巴的來歷、延續(xù)和作用。此研究以豐富翔實的藏、漢文資料為基礎，通過歸納和分析，探討甘丹赤巴這一藏傳佛教格魯派中特別的僧職的產生過程及其后來的延續(xù)情況，并結合宗教學和社會學的考察方法，研究甘丹赤巴這一僧職在格魯派最高領導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甘丹赤巴的選任方式、在格魯派中的影響等，并結合史料記載，分析其深層的原因和動力。對于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系具有深刻的意義。

頓拉著《藏傳佛教僧官制度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以拉薩傳召大法會和哲蚌寺措欽協敖為例，對藏傳佛教的協敖制度進行了研究。此研究采用社會學、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在深入民間走訪相關人物，廣泛搜集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探索了協敖制度的主要內涵、發(fā)展歷程和拉薩傳召大法會的產生、發(fā)展、主要活動、社會意義等，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文獻；在此基礎上探析了與協敖制度有深刻淵源的西藏傳統法律、政教合一制度等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

《中國藏學》S2期集中刊登了國內藏漢學者對根敦群培的研究，內容涉及根敦群培的傳記、作品目錄、著作漢譯以及對其詩詞、歷史觀和主要論著的闡釋研究。

胡日查等著《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傳播研究》（民族出版社）利用了較多學界尚未發(fā)掘的清代蒙古文寺廟檔案和資料，從歷史學視角探究了不同時期藏傳佛教在蒙古人尤其是內蒙古地區(qū)的蒙古人中的傳播過程。時間跨度涉及800年前的初次傳播到20世紀前半期的演變，空間范圍為從古代蒙古人居住的所有地區(qū)到近代以來的內蒙古地區(qū)，首次系統地探討了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首次傳播、北元后期的再度傳播、清朝時期的畸形發(fā)展、近代歷史上的逐漸衰退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內蒙古地區(qū)藏傳佛教傳播狀況等問題，重點闡明了宗教與政治、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丁柏峰《藏傳佛教在滇西北的傳播及對瑪麗馬薩文化的影響》（《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第10輯）論述了藏傳佛教隨著滇西北藏族聚居區(qū)的形成逐步傳播流布到滇西北各個少數民族中，對其習俗文化和歷史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文章以納西族和瑪麗馬薩人的宗教生活為例，說明藏傳佛教是其信仰體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班班多杰《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化歷史之再考察》（《中國社會科學》第12期）考察了佛教在藏地和漢地的傳播經歷了與各地本土文化不同的互動和影響，認為佛教與藏本土文化“由苯入佛，融苯歸佛，反客為主”和與漢族本土文化“由儒入佛，融佛歸儒，客隨主便”有一定的可比性。藏傳佛教強調佛教的出世關切，經歷了從苯教安樂地界、苦難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即身成佛再到顯宗的三士道的轉換過程，可概括為素樸的神秘境域與精巧的超驗形而上學。漢地佛教則注重佛教的現實關懷，經歷了從禪宗到宋明道學再到人間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變軌跡，可稱為祛魅化過程和脫脂化現象。趙改萍《論民國時期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傳播》（《宗教學研究》第4期）論述了民國時期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傳播背景和概況、僧俗弘法活動，認為此一時期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傳播與清朝前期相比有所衰落，但未中斷，分析總結了其傳播的特征以及對藏漢佛教的深遠影響。

袁愛中《社會轉型視野下的西藏宗教傳播功能的雙重性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6期）認為藏傳佛教在現代社會的傳播表現出了五個方面的雙重功能，具體是：宗教傳播密切了人與神的關系，虛擬的精神世界卻麻醉了、泯滅了、失卻了民眾對現實世界的生活激情；宗教傳播有助于社會整合、社會控制，超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導致社會發(fā)展的停滯、有礙社會的變革；西藏宗教傳播促進了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但卻造成了發(fā)展的同質化、單一化；西藏宗教的傳播增加了民族的認同感，但同時造成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沖突又一致的矛盾狀態(tài)；西藏宗教傳播有助于社會穩(wěn)定、和諧、統一，但也會引發(fā)社會動蕩、沖突、分裂的危機。

楊銘編《國外敦煌學藏學研究——翻譯與評述》（蘭州大學出版社）收錄了21篇國內外對敦煌、吐蕃的研究論文，包括日本、英國、美國、匈牙利和挪威等國家著名藏學研究者的著作，主要內容包括國外關于敦煌藏文文獻、國內外有關英藏敦煌、和田等地出土古藏文寫本的研究，國內外關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的研究，吐蕃統治下的敦煌［（日）藤枝晃］、吐蕃萬戶制度研究，吐蕃史研究略史［（日）山口瑞鳳］、有關敦煌的藏文文書［（英）托馬斯］、《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寫本》導言、《賢者喜宴》所載的吐蕃紀年研究［（匈）烏瑞］、苯教歷史編年研究［（挪威）克瓦爾內］等。

3.儀軌教法

在儀軌教法的研究中，教界的講經釋經著作主要有《十一世班禪之經師講經譯著：入菩薩行論釋》《寧瑪派四部宗義釋》（敦珠法王造；談錫永、許錫恩譯；談錫永釋）、智敏法師《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和《菩提道次第廣論集注（卷1—卷13）》等。后者引用漢傳《俱舍論》《瑜伽師地論》和藏傳《現觀莊嚴論》《略論釋》等二十余種權威經論著作，結合藏漢佛教教義取長補短講解、注釋廣論。

2012年學術界對藏傳佛教儀軌教法的研究增加了許多宗教比較與對話的著作，集中在藏漢佛教的比較研究領域和藏傳佛教與道教的相互比較。

專著有喬銀鎖、魏東、徐東明著《藏漢佛教哲學思想比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從形成與發(fā)展、宇宙觀、因果報應論、緣起論與中觀思想、心性論、修行實踐論等方面對比了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哲學思想，并將藏密與唐密、藏密與禪宗進行了對比，分析、歸納出藏漢佛教哲學的基本特點以及兩者的共性和差異，探討了差異形成的原因，揭示了兩者間的異同及各自的面向，以呈現兩大佛教系統的豐富性，究明兩者間各自發(fā)展的邏輯特點與規(guī)律，從而為認識理解藏漢佛教文化提供一種方法論的思路與學術基礎，并為現代社會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互動與共同發(fā)展提供歷史的經驗與思路。

2012年《因明》（鄭堆、光泉主編）出版第六輯，收錄了中日學者漢、藏、蒙古文文章共43篇。除了對虞愚等因明學家的思想生平進行總結評述以外，論文涉及因明學譯著、因明學術語和義理辨析、因明學名家名著研究、相關研究歷史和綜述等諸多領域。

另有尹邦志著《宗喀巴大師對“支那堪布遺教”的批判》（《社會科學研究》第3期）和《太虛大師為支那堪布翻案》（《宗教學研究》第2期）。兩文從藏、漢佛教的不同視角解讀公元８世紀末期在拉薩發(fā)生的吐蕃宗論。前文闡釋了宗喀巴大師對藏傳佛教中攀附漢僧摩訶衍行為的批判，認為“支那堪布”在宗喀巴大師的著作中只是一個修辭符號，他的批判除了超越自己修行過程中所受教法的影響外，主要是清理同時代藏傳佛教中種種“不如法”的勢力，這一批判反映了印藏佛教傳統中班智達和瑜伽士修行路線的矛盾，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對于導正佛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后文解讀了太虛大師對吐蕃宗論的理性抉擇，認為西藏所傳支那和尚，并不足以成為中國禪宗的代表，其所立的宗也并不是宗喀巴大師當時的所破，摩訶衍退出西藏的原因是禪宗與當時當地的機緣不合。

喻長海《漢藏傳佛教對二諦的不同看法》（《西藏研究》第2期）以吉藏和宗喀巴的思想為例，分析比較了二者對龍樹中觀學說中二諦思想的發(fā)展闡揚，認為二者對世俗和勝義二諦既有根本的共同認識也有差異，吉藏的二諦理論歸結為有得、無得二諦，宗喀巴的二諦觀則是依言、離言二諦，并分析了這兩種二諦觀的來源和影響。

李吉著《漢藏佛教如來藏思想探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考察了漢傳佛教天臺、華嚴、三論、唯識、禪宗、密宗以及藏傳佛教寧瑪、薩迦、噶舉、覺囊諸派的如來藏思想，探究漢藏兩地如來藏思想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系，認為“涅槃佛性說”與“心性佛性說”是漢傳如來藏思想的特色，藏傳佛教如來藏思想的特色則是他空見。

丁常春《道教內丹學與藏傳佛教噶舉派性命論之比較》（《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從道教內丹學與藏傳佛教噶舉派都主張成仙成佛不離性命這一共同點出發(fā)，從性命內涵論與性命工夫論兩個方面對兩者性命論思想作比較分析，揭示了兩者對性命內涵的理解迥異，修行方法也有很大差異，道教內丹性命雙修工夫的實質就是使純陽之元神與道合一；噶舉派性命工夫實質就是證佛之法、報、化三身，從而使身心均獲得解脫。

加央平措著《藏漢簽譜〈箭卦簽詩預言〉與〈仙姑洞靈簽〉之比較》（《中國藏學》第1期）對西藏拉薩功德林寺白度母殿藏文簽譜《箭卦簽詩預言》和雁蕩山仙姑洞漢文簽譜《仙姑洞靈簽》進行了比較，發(fā)現兩者使用了類似的典故和簽詩，這體現出藏漢文化相互通融、同住共存的文化現象。

關于藏傳佛教教義的研究，研究難度較大的密教方面有集中的論文面世。

呂建福主編的《密教的思想與密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錄了24篇中日學者關于漢傳、藏傳和日本密教的論文，其中與藏密相關的有5篇?！陡改付m(xù)心性“光明”論》（陳兵）解析了藏傳佛教的父母二續(xù)密法對心性（光明）的根、道、果三位解釋和修行方法；《〈時輪根本經〉的宇宙和諧思想》（許得存）論述了藏文本《時輪根本經》的世界觀，將其概括為和諧；《大手印覺域法之境地與基本思想》（德吉卓瑪）論述了覺域派大手印的修持方法和思想基礎；《密教護法神吉祥天女在青藏高原民族間信仰中的流變》（鄂崇榮）探討了吉祥天女信仰的內容、發(fā)展流變及其原因；《〈勝樂根本續(xù)〉及其注疏研究》（李南）用文獻學方法研究了勝樂根本續(xù)的不同文本和注疏。

另外，麻天祥的《六字真言淺釋——兼論饒宗頤先生對“吽”的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6期）通過回顧田野實物、佛教文獻和民間故事，總結和分析了饒宗頤、季羨林的相關研究，對藏傳佛教的六字真言進行了釋義。認為從佛教密咒學界、教界對“六字真言”等的不同詮釋取向，對于學者來說，重要的是文字及其后面的意義，有意義才有意思；對于信眾來說，并不需要它的意義，有了意義就失去了意思，沒有意義才有意思。對意義的追求和對意義的排拒，這兩種態(tài)度共同推動了文化的自覺與傳承。

李南《略論〈喜金剛本續(xù)〉》（《南亞研究》第4期）對于此部經典的重要內容，包括獨具特色的喜金剛禪修法門以及該經所體現的哲學思想予以評述，介紹了漢譯本的譯者，并且就第五品中梵漢藏不同版本的一些偈頌進行比對，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班班多杰《根敦群培〈中觀甚深精要論〉一文的現代闡釋》（《中國藏學》S2期）以反思批判的態(tài)度和深思明辨的方式探究了《中觀甚深精要論》的本體論、認識論、真理論、價值論、境界論、語言哲學等一系列的佛教哲學的核心問題，用現代哲學的視角對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及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作了梳理和概括，試圖在佛教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之間找到最佳的契合點，呈現出根敦群培佛教哲學思想的基本性格、整體面貌及現代意義。

才華加《藏傳佛教生死流轉圖及其功能解讀》（《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解析了生死流轉圖的名稱及來源，分析了此圖集中體現的藏傳佛教“苦集滅道”的四諦思想，認為此圖具有因果教育、文化傳播和藝術審美等功能。

劉朝霞《薩班道次第思想略論》（《宗教學研究》第1期）對薩班《顯明佛陀密意》的道次第思想進行研究，歸結出薩班對修證次第的嚴格建構：以具大乘種性為基礎，以菩提心貫徹始終，以六度萬行為大乘行（行菩提心）的內容，以五道十地為層級，以人法二無我的般若觀慧為行持眼目，而以福德智慧資糧的圓滿為明心見性之前提，反對錯亂修習，反對以認識自心為修行之全部，認為大手印為密教不共顯教的特殊法門，當以六度和密咒為基礎，尤其指出了錯亂修習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

丁小平、傅映蘭《薩迦派“輪回涅槃無二”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認為“輪回涅槃無二”這一藏傳佛教薩迦派最具特色的不二見是依據基、道、果三者無別的義理而展開，即認為生死的本性即涅槃，無生死之外的涅槃，從心性論的角度則表述為“明空無二”。文章認為這種思想以大乘唯識學和中觀學為基礎，在修行實踐的方法上有其特色。

2012年關于儀軌教法的研究中出現了數篇碩士學位論文，主要有《大圓滿龍欽心滴前行法研究》（王克琬，中央民族大學）、《隆欽繞降大師的小五明著作及文獻價值研究》（烈熱，青海師范大學）、《十七世紀尖扎地區(qū)藏傳佛教文獻研究》（多杰，青海師范大學）、《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成就法鬘〉之〈圣真實名成就法〉研究》（郝一川，首都師范大學）、《論毗盧遮那及其對藏傳佛教的貢獻》（完麻加，中央民族大學）、《大乘佛教經典〈金光明經〉之思想內容研究》（烏達牧騎，內蒙古大學）、《道次第傳承譜系研究》（韓封三祝，吉林大學）等。

4.文學與藝術

敦煌研究院編、樊錦詩主編的論文集《敦煌吐蕃統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是“2010敦煌論壇：吐蕃期敦煌石窟藝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最終成果，共收錄論文38篇。內容涉及對敦煌吐蕃石窟藝術樣式的研究、社會政治背景探討、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獻研究、石窟經變畫與圖像專題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與藝術研究、毗沙門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個領域，這是目前為止學術界有關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與敦煌藏傳佛教專題研究的第一本論著。

比較重要的學術論文有：郭重曦《法本無相——藏傳佛教繪畫藝術中的審美文化內涵》（《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以《繪畫度量經》為例，認為藏傳佛教繪畫體現了原生宗教文化的歷史積淀，其藝術實踐是藏傳佛教思想體系下嚴謹的藝術操作。土旦才讓《傳承與超越—藏傳佛教美術的當代發(fā)展》（《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總結厘清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藏傳佛教美術發(fā)展，認為藏傳佛教美術的當代發(fā)展以傳統美術為根基和資源，以現代美術為參照和營養(yǎng)，借用新材料、新工藝、新思想的影響，尋找新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在美術作品題材、技巧、審美各方面都嘗試獲得新內容。田聯韜《藏傳佛教誦經音樂研究》（《民族藝術研究》第1期）對誦經音樂的使用、與經文和手印的關系、類別和形態(tài)特征等進行了分析，認為誦經音樂配合著豐富的經文內容，較多地保留著來自古印度佛教藝術形式的傳統。

5.民間習俗與文化

才貝著《阿尼瑪卿山神研究》（民族出版社）立足于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在歷史與宗教人類學的理論框架內，從阿尼瑪卿雪山的自然狀貌、社會情境和主要住民的風俗習慣入手，研究阿尼瑪卿山神家族系列的內容及其形成發(fā)展和傳播，以及山神信仰者的朝圣和宗教儀式，繼而聯系相關神話、史詩等資料挖掘山神的象征意義。論著通過深入研究阿尼瑪卿山神的形成過程、形態(tài)發(fā)展、文化特點等，認為阿尼瑪卿在自然感知角度具有三個層面，在文化符號角度顯示了祖先、英雄等意義，在自然和人類社會以及兩者之間都具有相應的功能和作用。

張海云著《貢本與貢本措周——塔爾寺與塔爾寺六族供施關系演變研究》采用田野考察和歷史文獻學研究方法，對塔爾寺和分布在塔爾寺周圍的六大藏蒙部落之間供施關系的演變進行了研究。供施關系具體體現在塔爾寺和六族之間的政教關系與經濟關系上，1958年后，六族不再承擔對塔爾寺的宗教、經濟義務，塔爾寺也不再享有對六族的政教、經濟權力。文章立足于歷史研究和權力互動的視角解釋文化現象背后復雜的動因，在權力網絡中分析塔爾寺與塔爾寺六族在政教、經濟方面權力資本的轉移，分析現代情境中的六族與塔爾寺的互動情狀。

英加布的論文《當代藏族山神信仰的復活與變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5期）以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祁豐藏族鄉(xiāng)的“祁連山·格薩爾·東納拉孜”為例，調查分析多民族聚居區(qū)藏族民間宗教信仰與社會文化的復活與變異，透視新興山神共祭活動在民間表述本土文化情結、記憶共同歷史、強化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以及民間村社整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札細·米瑪次仁《藏傳佛教班丹拉姆護法神信仰研究》（《西藏研究》第2期）研究了班丹拉姆護法神的來源、歷史、分布和節(jié)日，厘清了其護法神信仰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脈絡，認為護法神不僅作為一種膜拜的神祇而存在，同時也滲透到了世俗的現實生活當中，這些神靈究其根本來源最終都是取決于人們現實生活的特定需要而存在并隨之發(fā)展變化。

（二）苯教與其他宗教研究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編纂的《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全30冊，甘肅文化出版社）整理匯集了分藏于甘肅宕昌藏民家中秘不外傳的重要苯教典籍，共31函，547部，內容涉及苯教法師祈禱經文、禳災防禍時的咒文、苯教祭祀史料及古象雄時期藏族先民社會生活、民情風俗等。其出版不僅彌補了苯教文獻嚴重缺失的不足，而且因典籍文字多采用極為少見的“合成字”，并包含有大量神秘的苯教圖符，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華銳·東智的論文《苯教在藏區(qū)遺存的原因分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分析了苯教在式微后仍舊影響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的七個原因，包括苯教的參政史使其獲得了人民的認可，苯教的神靈體系仍然活躍，藏族人民對其抱有濃厚的宗教情感，苯教教義適應廣大民眾的生活實際，藏傳佛教對苯教的妥協滋長了苯教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民間苯教信仰者起到了主要傳承作用，藏傳佛教在藏區(qū)某些地方的傳播弱勢等。

陳立健《白水江流域民間苯教的信仰方式及儀式象征》通過對白水江流域民間苯教的信仰方式、信仰形態(tài)及法事活動進行田野調查，探討了當地苯教的信仰特征及影響。

拉巴次仁等《西藏日喀則地區(qū)苯教寺廟歷史及周邊群眾信仰特征分析》（《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通過對西藏日喀則地區(qū)苯教寺廟歷史概貌及現狀的調查，分析了當地的苯教信仰特征，認為苯教自身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原始性，致使苯教寺廟周邊信教群眾的信仰具有多元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征。

徐法言《走出“佛苯之爭”的迷思——論第二次金川戰(zhàn)役前金川地區(qū)苯教與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關系》（《社會科學研究》第3期）認為過去研究者大都將黃、苯二者放在競爭與敵對的格局中考察第二次金川戰(zhàn)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區(qū)實施的“廢苯興黃”政策，本文注意到戰(zhàn)前金川地區(qū)格魯派與苯教有頻繁的交流，從其相互影響乃至和諧融洽的一面分析第二次金川戰(zhàn)役前格魯派與苯教的關系，為解釋當地的宗教歷史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

諾日才讓《論苯教大圓滿法》（《西藏研究》第4期）論述了苯教大圓滿法的教義、傳承、發(fā)展，其在現代社會中傳播的現狀、原因及其對現代社會的價值意義等。

楊曉純《拉薩世居穆斯林節(jié)日中的藏族文化元素》（《中國藏學》第4期）以開齋節(jié)為例，使用田野調查法，對這一時空中拉薩世居穆斯林所表現出的藏族文化現象進行較詳細的記錄和研究，總結了藏族文化與穆斯林文化并存的特殊風俗習慣，分析了這些文化現象的影響因素。

賈學鋒《異域與本土———國內外有關裕固族薩滿教的幾篇典型文獻述評》（《河西學院學報》第6期）回顧了19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有關裕固族薩滿教研究的典型文獻，簡要評述其基本內容、主要觀點、研究方法，并就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