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臺灣和香港地區學者出版的圖書和發表的論文分析，臺灣和香港兩地的藏學研究依然不夠繁榮，兩地學者出版的研究專著很少，學術論文也僅有十幾篇，研究范圍比較窄，主要集中在宗教、政治、歷史及語言文學等相關領域。

一、哲學、宗教

法鼓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梅靜軒以瑪紀拉準的“決斷法”作為研究中心議題，于2014年2月在《正觀》雜志發表《西藏佛教之“決斷法”初探》。

12月20—24日，蒙藏委員會主辦了“西藏與宗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收錄了鄭振煌的《諾那上師的漢地因緣》、耿振華的《藏傳佛教中的生死觀念與社會價值》、劉國威《法尊法師的上師安多格西》《十八世紀往來北京的蒙藏人士對中國佛教的理解》、蘇南望杰《〈藏文大藏經〉探析》，以及陳又新《兩份“水牛年文書”下的西藏宗教》等。

龍樹中觀學派的開山之作《中論》，自誕生以來佛學界就對其哲理思想有不同的理解，直至如今學術界對其“中觀學”的闡釋也是見仁見智。而當代新儒家如何闡釋中觀思想，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林建德在《新世紀宗教研究》第12卷第4期發表《初論〈佛性與般若〉之中觀思想》一文，對牟宗三先生的《佛性與般若》一書中所蘊含的中觀學思想進行了初步探討。作者認為，牟先生的《佛性與般若》是對中國大乘佛學進行研究的系統性著述，全書以天臺圓教作為佛教哲學的最高境界。林建德的文章首先對《佛性與般若》的寫作立場、大致結構作了介紹，然后對牟先生的中觀思想加以總結，將之歸納為三個要點，即:1“緣起性空”沒有對一切法根源性的說明；2缺乏“如來藏恒沙佛法佛性”的概念；3有限定的大乘。作者最后對《佛性與般若》的中觀思想進行了評價，包括如何評價“緣起性空”的意涵，至園的存有論在佛教思想中的角色，以及近代如來藏思想面臨的挑戰等。總之，作者認為，在建構一套圓滿的理論體系之時，若也有一套具體可行的實踐方法，將是極為寶貴的。這樣的出發點，也是契合儒家及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

臺灣輔仁大學宗教系兼任助理教授許明銀的《試析寧瑪派版〈中有大聞解脫〉》（《新世紀宗教研究》第12卷第4期）對藏傳佛教寧瑪派版的《西藏死者之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被稱作《西藏死者之書》的文獻，其實并不是只有一種。藏傳佛教的四大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有各自的《死者之書》，不過目前在市面上所看到的，皆屬于寧瑪派版。作者認為把寧瑪派版的《中有大聞解脫》翻譯成《西藏死者之書》是不正確的。在該書的漢譯本當中，除了孫景風居士所譯《中有教授聽聞解脫密法》（上海佛學書局，1994年），以及許明銀所譯《中有大聞解脫》（香港密乘佛學會，2000年）為譯自藏文原典之外，其他中譯本乃轉譯自英譯本，或來自西藏上師的口述。

《西藏死者之書》，其藏語書名略稱為Bar do thosgrol（chenmo）。在西藏，人彌留于死亡之際，從死之前開始到死后49天當中，有在死者耳邊讀誦，使死者聽聞《中有大聞解脫》的民間習俗。死者在接受下一次出生前的中有狀態，若聽聞在世者的祈禱語詞，則三日半后死者意識覺醒與光明融為一體，即可解脫。生前未能證悟的人，也可輕易地藉此解脫。這就是《死者之書》的最大特征。許明銀認為，《死者之書》實際上是在西藏民間流行的枕邊念誦的經典。人死之際，在死者的枕邊讀誦，讓在世的遺族安心認為：“啊！以此死去的人也能往生善趣，轉世成好人。”這與臺灣的一般民間信仰或喪葬佛教儀式相同。作為研究藏族人的民間信仰，或心靈學研究的資料，或許對人類共同的深層素質，可以提供參考價值。

許明銀的另一篇論文《密教——最后的佛教》（《輔仁宗教研究》第28卷）共計63頁，則可謂是一篇密教簡史。作者從歷史源流的角度入手，探究密教傳播發展的情形，藉此窺知密教對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中國內地及西藏地區文化造成的影響。本文分成五章：一、序言；二、密教思想發生的社會基礎；三、南印度地方的政治社會情況與密教的確立；四、波羅王朝與金剛乘的出現；五、末期的密教與伊斯蘭教的入侵。作者認為有些人對怛特羅教、怛特羅佛教、密教、金剛乘佛教等存在諸多誤解，以訛傳訛，本文提出客觀的陳述，對于理解密教有一些參考價值。密教作為整個佛教最后階段出現的佛教，就人類的精神遺產而言是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領域。

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南開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吳品達的《從噶舉傳承教法“大手印”論〈密勒日巴大師全集〉中動物與圣徒的證道關系》（《玄奘佛學研究》第21期）對《密勒日巴大師全集》中動物與圣徒的證道關系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西藏宗教傳記，表解脫之文體，體現在傳統外、內、密三層次的敘述，穿插道歌對應的形式，再現于米拉日巴口傳的圣傳書寫與道歌中，實踐其藏密體系的根、道、果三修行次第：觀自然之境（如自性）為根，入噶舉傳承大手印教法為道，尋解脫證悟空性為果。文本所用為噶舉傳承第四代祖師——密勒日巴（1040—1123）圣傳集，名為《密勒日巴大師集》，包含《密勒日巴尊者傳》與《密勒日巴大師歌集》兩部分。密勒日巴山中修行四十二年間，以聆聽自然（對境與自性）之大手印為菩提心要，解脫證悟空性。本文旨在挖掘動物對密勒日巴尊者的證悟與修道所形塑出重要的層次，呼應噶舉傳承的大手印教義，審視古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的圣傳集里，動物對于修道者又是扮演何種關鍵的角色。圣傳集中的生物有大象、老虎、魚、牛、蛇、狼、鴿子、鴨子、烏鴉、鹿、羊、狗。作者認為，這些動物，對大成就者而言，展現了6種特質，傳達成就者身為最初大手印傳統之父的奠基者，闡述了禪修之道，并且由世襲的繼承者們接續修持。他們全都證悟了佛性：依序為——內證外顯、世俗成就、傳授教法、寓意外道、修行道用，以及守護伴侶等6種特質。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劉國威在《蒙藏季刊》第23卷第3期發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噶舉派發展特色》一文，首先對玉樹自治州的歷史地理特點進行了介紹，然后分縣介紹玉樹寺院的分布特點，重點是介紹噶舉派寺院在玉樹各縣的分布。介紹充分、數字翔實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噶舉派寺院在玉樹縣有26座（其中噶瑪噶舉14座，直貢噶舉4座，竹巴噶舉3座，乃多噶舉2座，蘇莽噶舉2座），囊謙縣65座（其中噶瑪噶舉13座，直貢噶舉11座，竹巴噶舉19座，巴絨噶舉16座，乃多噶舉2座，蘇莽噶舉3座，葉巴噶舉1座）等。

作者通過對玉樹地區噶舉派寺院的基本分類與背景分析發現，各宗派間的改宗現象其實頗為頻繁，但背景原因不盡相同。從歷史上來看，玉樹地區早期較具勢力的教派是巴絨噶舉和直貢噶舉，在后來隨著薩迦派的興起，不少巴絨噶舉寺院改信薩迦派；到了15世紀格魯派興起后，從直貢噶舉改宗為格魯派寺院成為最明顯的現象。但是也可以見到從其他宗派改宗為噶舉派的現象，甚至某些例子是格魯派改宗為噶舉派，這在其他地區很難見到。可惜作者雖然對噶舉派各派在玉樹地區的分布介紹得非常詳細，但對各派間改宗的原因并沒有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