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論

本年度，隨著一批地方史志的出版，進一步拓展和加深了地方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首先是關于西藏的地方史志著作。比如張云的《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收錄了30多篇專門討論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學術文章，內容涉及歷史、宗教、文化等多個方面，比如包括西藏地方在內的少數民族與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藏族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貢獻、藏傳佛教中的入世與出世觀念等宏觀探討西藏歷史、宗教中的某些問題，以及有關西藏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圍繞達賴集團對中央的西藏政策和西藏各項事業的指責所做的回應、有關藏學學科建設的思考、就西藏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答記者問等報道。作者通過自己的研究，指出西藏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是緊密相關的整體，離開了歷史研究，很多重大現實問題無法得以通解，而脫離了對現實關照的歷史研究，則往往失去依托乃至目標。

位于喜馬拉雅山南坡的我國西南邊疆門隅，是我國西藏錯那宗轄地。此地資源豐富，氣候濕潤，自古被人們稱為“隱秘樂園”，門巴、珞巴人就居住在那里。但是近代以來，這片美麗的地方卻被英印政府侵占。巴桑羅布的《隱秘樂園門隅——門隅的歷史法律地位》（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通過諸多藏文史籍尤其是珍貴史籍《門隅明燈》《門隅水羊清冊》等，不僅詳述了門隅悠久的歷史和現狀，還對昔日英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者悍然侵占我國門隅地區予以深刻的揭示，真實還原了門隅地區的歷史地位和法律地位。與此類似，李旺旺在《淺談門隅與西藏的歷史關系》（《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中，梳理了吐蕃王朝，分裂割據，西藏薩迦、帕竹、藏巴、甘丹頗章地方政權時期西藏對門隅實施有效管轄的歷史事實和脈絡，指出門隅作為中國西藏的一部分，自古以來西藏地方就對門隅進行著有效的管轄，英印侵略門隅史是近現代外國侵略勢力試圖瓜分中國領土史的一部分，門隅的主權歸屬問題是英帝國主義及其侵略遺產繼承者一手策劃和捏造出來的，這是不容歪曲的歷史事實。

拉薩市是我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中，拉薩老城區是拉薩市的發源地，集中體現了藏民族文化傳統和地域特色。李青在其《拉薩老城區歷史演變與保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中，根據自己十余年來在拉薩老城區進行的多次考察，結合歷史文獻和實地考查，對拉薩城市歷史形成、空間格局、規劃、建設和保護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特別是將老城區的歷史演變過程置于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闡述和考察，從歷史到現實進行了長時段的脈絡梳理。另外，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林芝縣志》（西藏自治區林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撰）、《亞東縣志》（西藏自治區亞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撰）等又一批西藏縣志得以出版。

其次是關于康巴歷史文化的著作。格勒的《康巴史話》（四川美術出版社）一書從康巴地區的人文、地理、歷史、宗教等處著眼，以25章的篇幅將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按年代和朝代順序串聯，呈現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康藏民族演變史、康巴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和民族團結進步史。任新建的《康巴歷史與文化》（巴蜀書社）分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兩個部分，收錄了作者近50篇討論康巴地區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特點及其形成歷史的學術論文，對康巴地區的相關歷史與文化做了全面的闡述。

再次是青海藏區的歷史論著，比如先巴的《青海藏族簡史》（青海人民出版社），該著作以時間發展為脈絡，較為詳細地梳理了不同時期藏族在青海的發展歷史，其中重點介紹了青海藏族的來源、分布、習俗、宗教信仰，以及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關系等，充分反映了河湟地區多元文化的風貌，以及青海藏族對河湟地區發展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唃廝啰家族是一個特殊的藏族家族，向上可溯至吐蕃贊普朗達瑪，向下為明清時期甘青“五土之首”的趙土司，歷經宋、元、明、清、民國五朝，傳承32代，歷時900多年，在甘青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齊德舜的《從“尊釋氏”到“多元化”：唃廝啰家族及其居地的宗教嬗變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對唃廝啰家族及其居地從藏傳佛教嬗變為多元宗教的過程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認為這一嬗變過程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完成的。北宋時期，唃廝啰家族依據強大政權的力量推行藏傳佛教，苯教、漢傳佛教、道教在藏傳佛教的擠壓之下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元明清時期，唃廝啰家族實力大不如前，漢傳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民間宗教又獲得了重新發展的機會。另外，從明朝開始，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改變了當地單一的民族結構藏傳佛教信仰，使得民族多元化導致了當地宗教格局多元化的最終形成。

在果毛吉、旦正加的《追憶“三果洛”中的阿什姜貢麻倉部落——訪青海省政協委員阿什姜·贊杰先生》（《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身為果洛阿什姜貢麻倉部落世襲土官后裔的阿什姜·贊杰先生講述了“三果洛”的具體概念和氏族淵源，指出“三果洛”作為官方有記載的部落至少在清康熙年間就早已形成，到晚清已演化為地域名稱。約至1942年，“三果洛”已分化為51個互不統屬的部落，其所含小部落大約有210個。文中阿什姜·贊杰先生特別就阿什姜貢麻倉部落的歷史、部落組織結構，以及部落法律條文等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二）吐蕃

與以往相比，本年度關于吐蕃的著作相對有所減少，其中值得關注的重要著作當屬張云的《唐代吐蕃史研究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該著收錄了18篇研究吐蕃史的學術論文，其中既有對史籍中“四氏族”“六氏族”“十二小邦”等相關問題的考證，亦有對吐蕃王朝建立、發展、滅亡原因的宏觀、系統的分析，以及從新的角度探討唐蕃關系的發展和變化等。另外，作者還對黨項與吐蕃的關系、阿里古代史進行了初步研究，同時對藏史研究方法論做了探討。該著還附有“西藏早期歷史”一文，共分11章，從西藏地域和自然環境、考古發現、早期居民及文化聯系，吐蕃王室的淵源，吐蕃王朝的建立、發展、停滯發展和崩潰，吐蕃的經濟、宗教、文化等內容，為作者多年研究吐蕃史的精華所在。

本年度吐蕃史研究的論文，從內容來看，主要涉及吐蕃的政治、軍事、文化和唐蕃關系等方面。

政治和軍事制度方面，林冠群的《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就當前學術界對吐蕃時期僧相官銜的不同說法進行了分析，指出“??????????????????????????”為僧相的正式銜稱，而“缽闡布”非吐蕃參知政事僧人的統稱，而是指勃闌伽允丹這個人。至于“????????”一詞更不是僧相之稱，而是信仰佛教的大臣之意。

隨著吐蕃王朝的日益強大和對外擴張，為了加強自己對軍事占領區的統治，吐蕃在其本土部落制度的基礎上，在相關占領區設置了“khrom”即節度使制度。朱悅梅的《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從吐蕃軍事地理擴展及節度使制度與吐蕃早期軍事防戍體系的關系出發，探討了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的源流、轄域、五道節度使之間的關系及相關問題，指出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是吐蕃諸節度使之一，隨著軍事占領區域的延伸，吐蕃東境節度使轄下又分出吐蕃北道節度使、吐蕃南道元帥所轄軍事區域等。吐蕃東境五道節度所轄五道分別為河州、鄯州、青海、雅莫塘、瑪曲等節度，各道節度當有各自的軍衙駐地。

宗教和文化方面，日裔藏族學者康噶·崔臣格桑（白館戒云）的《有關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幾個重要問題》（班瑪更珠譯，《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指出，與藏傳佛教前弘期發展息息相關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代等基本問題，由于史料的原因令后人常常出現誤判。文章通過對相關史料文獻的全面解讀和深入分析，對相關重要事件的年代問題做了詳細的考證，認為桑耶寺建于木兔年即公元775年，吐蕃預試六人出家和佛經翻譯的開始時間是土羊年即公元779年，而桑耶寺完全建成則是其后的火兔年即公元787年。厘定文字是在赤祖德贊（熱巴巾）之父赤德松贊時期進行的，具體時間當為木馬年即814年。編纂《丹噶目錄》的龍年則是木龍年即824年。另外，作者還對吐蕃末代贊普達瑪滅佛和被弒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達瑪贊普并未滅佛，弒殺他的應該是韋·多熱達聶，這個刺客一直被認為是弒殺了赤熱巴巾，而根據相關文獻記載，赤熱巴巾其實是善終的。

張亞輝的《親屬制度、神山與王權：吐蕃贊普神話的人類學分析》（《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對吐蕃贊普的王權神話與人類學即有的神圣王權研究相比較，通過親屬制度的分析，指出恰神族與木神族的聯姻關系，以及巫術王權與祭司王權的兄弟關系是贊普神圣王權復雜內部結構的重要部分。同時，通過與巴厘王權研究的比較，作者還分析了贊普的神圣性衰降的內在機制，以及贊普神話如何通過神山體系來回應等級衰落的壓力。

唐蕃關系方面，陳慶英的《關于松贊干布河源迎親》（《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藏漢文史料中關于松贊干布親自到河源迎親的不同說法進行了分析，認為漢文史料中松贊干布親自到河源迎親的說法相對可靠，藏文史料之所以只說文成公主由噶爾·東贊迎到吐蕃，很有可能是由于吐蕃內部政治動蕩，松贊干布在河源見到文成公主及送親隊伍后又匆匆趕回拉薩，而公主則由噶爾·東贊護送后續抵達。文章認為，松贊干布親往河源迎親，也可基本糾正松贊干布壽八十二歲的錯誤。

金勇強的《唐蕃隴右爭奪戰中屯田與戰事的互動關系考察》（《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在隴右未大規模屯田之前，唐在對蕃戰爭中常處于下風，隨著屯田的成功，唐才逐漸扭轉了被動局面，與之相反，吐蕃受唐屯田戰略的壓迫，逐漸趨于被動。文章認為，從屯田與戰事的關系看，二者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一方面，唐隴右屯田區的擴展方向明顯受到了唐蕃戰爭的影響；另一方面，屯區向其他地域的擴展，又對唐蕃之間戰場的選擇、戰爭的進程產生著深刻影響。比如隨著吐蕃進攻目標的轉移，唐朝的屯田區從最初河湟的鄯廓一帶，逐漸轉移到河西甘涼地區，其后又轉移到了秦、渭、河、蘭一帶。

另外還有部分考證文章，比如張箭的《九世紀朗達瑪所滅之佛教寺僧數量考》（《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以相關史料為基礎，對吐蕃末年朗達瑪滅佛事件中遭到打壓和迫害的寺院和僧人數量進行了考證。文章以813、903年吐蕃人口約數為基礎，通過人口下降比例推算出朗達瑪（約838—846年在位）滅佛時吐蕃總人口為147萬人，設戶均為5口人，則有294萬戶。設供養佛寺僧尼和供養世俗貴族的民戶各占一半，按當時的七戶養僧制，可以推算出當時吐蕃有21萬僧尼，再按寺均僧人數和史載滅佛之前建有上千座佛寺，當時吐蕃轄下的藏區共有較正規的有僧人的佛寺330多座。因此，21萬和330多座就是朗達瑪廢除和滅掉的僧尼和佛寺的數量。

中唐時期的詩人呂溫，曾在“吐蕃別館”中做有諸多涉蕃詩歌，其中吐蕃別館的位置，一直以來存在青海境內和拉薩附近兩種觀點。田峰的《吐蕃別館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在解讀呂溫詩文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對吐蕃別館的位置做了考證，認為吐蕃別館是

犛牛河邊的列驛。

（三）宋、元、明

一直以來，宋代和明代是西藏歷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因此成果相對較少，而元代由于已有成果豐富，這幾年的文章數量也逐漸變少，故將這三個時代一并討論。

宋代主要集中在河湟吐蕃方面，主要就是青唐唃廝啰政權。唃廝啰政權的第二任贊普董氈，是唃廝啰三子，執政之后延續唃廝啰政權“聯宋抗夏”的基本策略，使河湟吐蕃政權成為北宋牽制西夏的重要力量，他自己也成為繼唃廝啰之后河湟吐蕃又一位極有影響力的人物。《宋史·董氈傳》不僅簡單地記載了董氈的一生，還涉及當時河湟吐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齊德舜的《〈宋史·董氈傳〉箋證》（《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就以此為大綱，采用箋證的傳統體裁，通過梳理編排其他零星史料，在完整展現董氈一生的同時，亦對當時河湟吐蕃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北宋時期，河湟地區作為內地通往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沖，一度成為宋、夏雙方的爭奪之地。宋神宗時期，發動熙河之役，并開始了對河湟地區的全面經營，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熙寧年間（1068—1077）始在河湟地區建置少數民族蕃學。張蓉和吳疆的《宋神宗時期在河湟地區興立“蕃學”的必要性》（《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從完善蕃官機制、推行漢法、實現“蕃族”全面封建化和實現“漢蕃一家”4個方面分析了“蕃學”設立的必要性，認為這一舉措對日后中原政權在這里實行有效的統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元代方面，陳得芝在《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札記》（《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對蒙古文、漢文、波斯文和藏文史籍中所載蒙古祖先，即從傳說中的始祖孛兒帖·赤那到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共22代世系的人名進行了對比研究，指出蔡巴·貢噶多吉的《紅史》和達倉宗巴·班覺桑布的《漢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記載的蒙古祖先世系，應是來源于最早的蒙古文史籍《脫卜赤顏》的節本，與波斯文《史集》所采用的史料同源，所以其中有些地方與《脫卜赤顏》原本所記有出入，如都不載后者所記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六代，等等。作者認為，漢文、蒙古文和波斯文是研究蒙古祖先世系的重要文獻資料，但藏文也可供對照參證，藏文史籍中的蒙古史甚至影響到后期蒙古文史書，因此對理解和糾正蒙元史料中的專用名詞具有重要價值。

張云的《在朝廷與西藏之間：八思巴的雙重角色與兩套話語》（《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大元帝師和薩迦教主八思巴的雙重角色進行了分析，指出八思巴依靠卓越的智慧成功應對雙重角色與兩套話語的經驗和啟示給后人提供了寶貴的財富。元初，八思巴在朝廷代表西藏地方利益，反映西藏地方政教訴求，負下情上達之責；在西藏，八思巴代表元朝廷，反映中央政府的治理理念，負上令下達之責。雙重角色自然要求八思巴使用兩套話語，而他依靠自己卓越的見識、淵博的歷史知識、高深的佛學造詣、明確的處事原則、良好的溝通能力、突出的個性特征，成功駕馭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并實現了完美的轉換，成為歷史上解決入世與出世問題的一個成功案例。

次旦扎西、頓拉的《略述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的基本經驗》（《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認為，元朝為全面管理西藏事務，采取了推行帝師制度、在中央設置宣政院、在地方設置萬戶組織等諸多施政創舉，對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維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同時，由于元朝對薩迦派上層僧侶集團的過度尊崇和縱容，加速導致了薩迦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使薩迦政權的統治隨著元朝中央的式微而瓦解。

明代的茶馬貿易，一直以來都存在官營與私營的相互博弈。金燕紅和武沐的《明初茶馬貿易衰敗原因的再辨析》（《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明代的茶馬貿易大致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標志是國家從收購、運輸到定價、銷售等全過程實施壟斷，私茶存在于茶馬貿易的全過程，但私茶的規模有限，不足以導致官營茶馬貿易的衰敗。導致明初官營茶馬貿易衰敗的主要原因是明政府茶葉運輸能力的嚴重不足。私茶販運是在宣德以后政府無力承擔官營茶馬貿易的運輸后開始濫觴的。第二階段的主要標志是國家與商人共同參與茶馬貿易，商人從國家手里購買“茶引”，憑“茶引”將茶葉運到邊地，然后將運到的茶葉一半交予茶馬司繼續實施“納馬差發”，一半由商人就地銷售。這一措施恰恰解決了政府運輸茶葉能力不足的問題。

（四）清

本年度關于清代藏史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研究領域主要涉及清朝中央治藏、西藏地方歷史、清代蒙藏關系等方面。

1清朝中央治藏

趙云田的《清代西藏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是本年度為數不多的一部關于清代西藏歷史研究的專著。該書分清代西藏的管理機構、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清代西藏的封爵、清末西藏新政、清代西藏史拾零、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歷史回顧等六個部分，從政治、宗教、社會、改革等多方面探討了清代西藏的歷史，以作者獨有的視角，揭示了西藏是中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扎洛的《清末民族國家建設與趙爾豐在康區的法制改革》（《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以趙爾豐“改土歸流”中的法制改革為側重點，采用歷史比較方法，在考察藏區的法制背景，了解傳統王朝特別是清代的法律多元格局的基礎上，詳細考察了趙爾豐法制改革的內容、方式與具體過程，認為趙爾豐的法制改革像一次突然爆發的震蕩，對康區社會產生了猛烈的沖擊，但又因為政局變化、社會封閉保守等原因，其影響驟然消退了。作者最后從民族國家建設追求政治法律的一體化與中國民族多樣、文化多元現實之間的矛盾視角，探討了趙爾豐法制改革遭遇挫折的原因所在。

清代用兵西藏，健全駐軍制度，行使維護地方和保衛邊疆之職責，有力地推進了清代中央政府的治藏。馮智的《駐藏大臣統轄西藏駐軍研究》（《西藏研究》第4期）指出，清代西藏駐軍除了清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清軍，還有留駐西藏的和碩特部達木蒙古軍、由清中央政府整編后的西藏地方常備藏軍。即使是駐藏和進藏清軍中也包括以滿、蒙古為主的“八旗軍”，以漢、回為主的“綠營兵”，及從內地各省抽調的各民族土兵。清代在西藏的駐軍是包括藏、滿、漢、蒙古、回、納西等多個民族組成的一支軍隊，在駐藏大臣的統一指揮下，為穩定西藏地方社會秩序、安寧邊防、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彭博的《清代嘉慶朝治藏政策探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在梳理嘉慶朝的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從制訂管理藏務章程、簡任駐藏大臣、處理達賴和班禪相關事務、處理攝政及地方事務，以及嘉慶帝對廓爾喀國內政爭和廓英戰爭的態度，分內政、外交兩個部分就嘉慶君臣對西藏地方事務處理態度及其深層原因作初步分析和探討。

梁俊艷的《清代亞東關首任稅務司戴樂爾》（《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戴樂爾履職亞東關稅務司及其在藏的貢獻進行了介紹。戴樂爾于1894年5月1日正式履職亞東關稅務司，在藏期間嚴格管理亞東海關進出口貿易，賞罰分明，維護稅務司尊嚴，維護國家主權，知人善用，分析情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文章還對戴樂爾與當時在藏主要人物如奎煥、王延齡、惠德、安妮·泰勒等人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行了梳理。

駐藏大臣研究一直以來是清代治藏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本年度這方面的成果也較多，比如梁忠翠的《論清駐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禪赴印度事件中的應對》（《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分析了九世班禪大師1905年未經中央政府批準離境赴印的原因，認為該事件是由英印政府的蓄謀已久、鄂康諾的機警靈活、駐日喀則漢官的輕信、番官札薩克喇嘛等人的蠱惑，還有班禪的“年輕無知”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但根源還是清王朝國力式微，江河日下，最直接原因是駐藏大臣有泰應變遲鈍、手段空幻、姿態懦弱。清廷的無知無能無為與英印的強勢強詞強行對比明顯。而清廷對九世班禪赴印之事的最終處理結果，也不盡如人意。

陳德鵬的《清代駐藏大臣籍貫、出身校勘》（《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依據相關史料記載，對幾位清代駐藏大臣的情況做了對比，然后進行了查漏、補缺，其中補缺的包括籍貫、出身俱缺三例：周瑛、滿慶、崇綱；出身缺五例：官保、盛泰、海枚、桂豐、張蔭棠；籍貫缺八例：包進忠、那蘇泰、索拜、舒泰、阿敏爾圖、托云、嵩濂、希凱。勘誤部分包括人物混淆和籍貫錯誤兩種，前者比如僧格、常在、穆騰額、恩麟、慶善等同名混淆，以及安成、額勒亨額等同音或近音混淆；后者比如成德、聯豫、鳳全的籍貫皆有錯誤。

清季最后一任駐藏大臣聯豫與十三世達賴喇嘛關系的“失和”，向來被不少學者認為是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第二次逃亡的誘因，朱繡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記》似為最早記載二人關系“失和”細節的論著。康欣平在《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中一則史料辨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一文中通過對不同資料的對比分析，認為朱繡記述聯豫親自和派員檢查達賴行李導致二人關系“失和”的細節失真，但也非空穴來風，該材料應該是誤置了達賴行李在西寧等地接受檢查的時空及當事人。

另外，本年度還有幾篇文章專門討論清朝中央治理青海藏區的方略，比如陳柏萍在《論清朝前期對甘青藏區的施政方略》（《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中認為，清朝前期對甘青藏區的治理歷經順治、康熙時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時期的蒙藏分治，由間接、松散式的管理轉變為規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過變革地方行政建制，設立西寧辦事大臣，實行千百戶制度，規范藏傳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對甘青藏區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作者認為，清朝對甘青藏區的施政方略經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四代帝王長期的實踐、探索和不斷的調適、補充，才得以逐步確立，它不僅在當時對甘青藏區的治理產生了積極的效果，而且對后來甘青藏區社會的發展亦具有重大影響，并對當代藏區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示意義。高曉波的《略論清朝前期對青海藏區的經略》（《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青海作為清代統治西藏、控馭西域的戰略地帶，一直都是清政府經略的重點區域，如平定叛亂、改土歸流、變革行政區域、屯田、發展貿易、興舉社學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措施，客觀上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的統一與邊疆的穩定，同時也加快了國家權威確立的步伐，從而為國家政治力量參與社會控制奠定了基礎。

2西藏地方歷史

首先是制度研究，比如職官制度，清代漢文史料中有很多西藏地方政府官制名稱，有的為音譯，有的為意譯，有的為綜合譯法。李鳳珍在《釋析清代西藏地方活佛喇章、倉儲巴、商卓特巴、商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中對活佛喇章、倉儲巴、商卓特巴、商上這幾個名稱進行了分析，指出作為活佛私邸的喇章，后逐漸變為私人所有，從而產生了管理僧人私人財產的行政組織即喇章組織，由喇章職員倉儲巴總管。清朝授七世達賴喇嘛掌行政權后，其喇章主要職員亦隨之成為政府官員，清代文獻分別稱達賴喇章為商上，總管倉儲巴為商卓特巴，因他們職高權重，故商上又為泛指地方政權之總稱。

論清代西藏經濟制度的，如羅布的《甘丹頗章政權初期經濟制度的調整》（《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指出，甘丹頗章政權建立之初對西藏地區不同政教勢力的經濟利益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通過收回、接管、沒收、接受捐贈等多種方式，將藏巴汗和其他教派等控制下的土地歸甘丹頗章政權所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獨特經濟制度，即將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撥賜給各級各類僧俗勢力，從而逐漸形成了寺院、貴族和政府三分領地的土地分配格局。

其次是人物研究，比如玉珠措姆在《瞻對工布朗結在康區的興起探析》（《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中對19世紀中葉稱霸瞻對地區、挑戰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權威的工布朗結及其勢力的興起進行了探討，重點分析了導致工布朗結在當時出現的諸多因素。作者認為，當時清廷和西藏噶廈都忙于處理各自內部的諸多問題而無暇顧及工布朗結的擴張，而康區也沒有一個力量可以阻止工布朗結的崛起，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使他得以實現個人野心，加上瞻對地區特殊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他本人的個性和領導才能、他獨特的家庭背景，以及當地特殊的行為準則和文化風尚等諸多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為19世紀中葉瞻對事件發生和發展提供了推動力。

十三世達賴喇嘛執政時期，尤其在執政晚期，從身邊人員中扶植了不少被民眾稱之為“堅塞”的人，并且個個地位顯赫，成為當時西藏地方政壇上的顯要人物。達瓦在《論十三世達賴扶植的“堅塞”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以龍夏·多吉次嘉、擦榮·達桑占堆、土登貢培為例，介紹了“堅塞”們在維護達賴喇嘛自身安全和權威、推進“新政”改革措施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執政時期的這種獨特現象，也是近代西藏地方統治階級復雜斗爭的鮮活表現，與當時十三世達賴喇嘛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是息息相關的。

二世策墨林是清代中期西藏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目前關于其人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但對一些史實的研究也有明顯分歧。盧永林和楊世宏的《二世策墨林圓寂地點補考》（《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就針對目前學術界對二世策墨林圓寂地點的不同認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藏文史籍《察罕呼圖克圖袞噶嘉勒贊傳》中有關二世策墨林的記載為依據，指出二世策墨林諾門罕活佛圓寂于新疆土爾扈特部。

3清代蒙藏關系

齊光在《17世紀后半期青海和碩特蒙古對阿里、拉達克的征服》（《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中對17世紀后半期青海和碩特領主噶爾丹策旺征服阿里、拉達克的目的、經過及當時的周邊形勢做了探討，指出此次征服活動給拉達克、青海和碩特、西藏地方政府、準噶爾及其后的內陸亞洲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寶音特古斯在《拉藏汗封號小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西藏和碩特汗廷末代汗王拉藏汗的封號進行了考證，指出漢文史料所記拉藏汗的封號有“護法恭順汗”“翊法恭順汗”“扶教恭順汗”“輔教恭順汗”等，蒙古文史料中亦有兩種說法。作者根據清廷頒給拉藏汗的印鑒痕跡及滿蒙合璧冊書抄件等史料，指出其漢文封號應為“翊法恭順汗”，文獻所現其余漢文封號皆由翻譯滿文封號時產生。

（五）民國及當代

總體上看，本年度涉及民國時期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上。

邱熠華的《民國元年貢桑諾爾布派遣代表赴藏事跡考》（《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利用新近刊印的漢、藏文檔案史料，記述1912年蒙古王公貢桑諾爾布在擔任民國蒙藏事務局總裁前后，兩次派代表赴藏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等西藏政教上層聯絡的史實，厘清了兩批代表的不同性質與意義。文章認為，第一批代表赴藏是在民國初建、局勢尚未明朗時，以蒙古王公私人名義派出的代表，主要目的是試探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治態度，加強蒙藏間的政治聯系，因而只是溝通蒙藏上層的私人代表。與第一批私人代表性質不同的是，第二批代表應視為民國中央政府派出的入藏代表，他們出發前從蒙藏事務局領取了路費，返回北京后也得到了民國政府的獎恤。同作者的《1919年西藏新派駐京僧人述論》（《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1919年格西洛桑白桑、格西次登、格西仁增等三大寺僧人受十三世達賴喇嘛指派到北京任職的過程和意義進行了探討。西藏這次派僧人駐京，是民國中央政府成立后西藏地方首次派遣僧人駐京，也是西藏方面延續傳統。盡管三位西藏駐京堪布在職期間在政治方面發揮的作用有限，但西藏駐京堪布作為受喇嘛印務處直接管理的駐京喇嘛，其報到、考核、任命、獎懲、報銷旅費、加封名號及辭職離任等事宜均是民國中央政府保持歷史傳統，維護對藏主權，加強與西藏地方聯系的切實行動。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謝國梁受命為“赴藏特派員”，率領“秘書長”譚云山進藏活動，王川的《再論1930年譚云山晉見十三世達賴喇嘛》（《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就對謝、譚一行（尤其是譚云山）的進藏及晉見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之行重新進行了一番史實的辨析。文章指出，譚云山以旅居南亞的學者，臨時受邀為赴藏特派員的“秘書長”，赴藏后突遇不可預知的情況，臨危受命，到拉薩晉見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沒有“中央名分”“酌給川資，遣回印度”的背景下，憑著堅守謝國梁臨終所囑托“公私責任”的承諾，積極聯絡西藏社會各界人士，向社會上層宣傳中央政府的政策，為推動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的正常聯系，改善藏漢民族關系，做了有益的工作。作者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謝氏的未竟之業，譚云山得以部分完成。

魏少輝的《20世紀40年代前期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涉外藏務調查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指出，20世紀40年代前期，中國正處于抗戰的艱難時期，而敵偽為侵略西藏已有所活動，作為戰時盟友的英國為破壞國民政府鞏固對藏治權的努力也進行了一系列侵略活動，噶廈在達札上臺后在“外交局”等事件中則表現出了抗拒中央的姿態。在此背景下，確保后方安全，維護中央對藏主權與治權成為國民政府治藏的重點，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就查明敵偽涉藏情形、英國侵藏活動與噶廈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態度等做了多方調查，盡管調查結果有些與事實有所偏差，但其總體而言是準確的，也成為國民政府治藏決策的重要依據，對維護中央對藏主權與治權、改善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1940年，噶廈拒絕測修中印公路，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始每況愈下；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擅自設立“外交局”，又使雙方關系走向僵化。1942年10月6日發生的“藏警案”，更是使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系雪上加霜，步入最低谷。王川、鄒敏在《“藏警案”及其對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認為，“藏警案”發生后，噶廈忽視藏警“沖擾”辦事處的嚴重事實，反而牢牢抓住孔慶宗深夜叩門這一行為最終目的是為其“獨立”的系列活動尋找借口。該案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消除，既與西藏地方的政治體制與國民政府的政治體制完全相異、孔慶宗深夜直接叩門“不重小節”等因素有關，也與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央政府自身力量孱弱等有關。

在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逐漸趨于緊張時期，沈宗濂被蔣介石任命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以接替孔慶宗。張永攀在《論沈宗濂入藏與中英交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一文中對沈宗濂入藏及其作為進行了探討，認為雖然入藏時受到英國政府阻撓，但沈宗濂入藏后積極行事，先后與英方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展開會談與交涉，維護了中央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并在任期結束時促成西藏派遣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在挫敗西藏分離主義者圖謀的同時，使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又趨于緊密。

除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涉及民國及當代的文章部分還涉及人物研究，比如秦和平的《從反對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關于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對當代甘孜藏區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夏克刀登的傳奇一生進行了研究。夏格刀登（1900—1960）是當代甘孜藏區的著名人士，曾與邦達多結、格桑悅西并稱“康巴三杰”，經歷特殊，在甘孜藏區現代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影響廣泛。康藏沖突之后，夏克刀登曾組織民眾抵抗，驅逐藏軍，1936年，他擁護紅軍，參加“博巴政府”，擔任軍事部長，用行動支援革命。在參加紅軍的活動中，夏克刀登本人也受到了教育，觀念有所轉變，爾后在與土司的爭斗中，他提出廢除土司制度、取締烏拉差役，建立“人民的國家”等主張，驚世駭俗，顛覆舊制度。新中國剛成立，夏克刀登等主動派代表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毛澤東主席獻旗致敬，表示擁戴，并在西康藏區（今甘孜州）區域自治和支援解放西藏兩大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甘孜藏區進行民主改革過程中，夏克刀登有過動搖，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民主改革。

另外，這個時期的人物研究還包括對相關學者的研究，比如在亞東·達瓦次仁的《新思維史學觀的倡導者：根敦群培與東噶·洛桑赤列——訪當代著名藏族學者仲布·次仁多杰》（《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藏族學者仲布·次仁多杰以自己對根敦群培與東噶·洛桑赤列的相關研究，針對兩位大師的生平與新思維史學觀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無論是根敦群培還是東噶·洛桑赤列，從新思維史學觀、新方法、新資料的視角對藏族文化，特別是對藏族歷史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從而擺脫了神話的誤區，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合理運用各種歷史文獻資料和金石銘刻等考古資料，以實證的方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在新思維史學觀的產生和藏族史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鄧銳齡先生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國藏學》第4期）中以少年讀書小憶開篇，向讀者介紹了作者初與藏學結緣，入中央統戰部工作，藏事工作開端，藏區、彝區考察，達賴喇嘛來京、四川藏區叛亂，撰寫廣西壯族簡史、受到周總理表揚，被打成右派，初涉藏學研究，參加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工作，重啟藏學研究，與柳陞祺先生合作、撰寫藏學論文，入藏研中心工作及訪學日本，離休后繼續研究工作的基本過程，最后以回顧與反思結尾。文章所談雖為作者本人的經歷，讀來卻給大家展現了一幅反映新中國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和我國藏學研究事業發展軌跡的畫卷，從中既可見藏學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服務西藏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基本特征，更能領略老一輩藏學家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刻苦鉆研、追求真理的高貴品格和治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