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歷史地理研究方面相較去年有了一定的起色，其中地名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拉薩具有1300多年建城歷史，在市區或市郊有許多古地名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從這些地名也可以看出拉薩城市的變遷。達瓦在《古城拉薩市區歷史地名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中，對拉薩老城居民區地名、古街區、街巷名，拉薩市區四周村落名，宮殿之名，駐藏大臣衙門、廟宇之名，寺廟之名，園林之名，官邸名宅之名，古商業店鋪之名，山水之名，轉經道之名等130多個具體地名之由來、位置、含義、藏文寫法及詞義進行了介紹和考證。

房建昌的《康熙〈皇輿全覽圖〉與道光〈籌辦夷務始末〉西藏邊外諸部考》（《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對康熙《皇輿全覽圖》與道光《籌辦夷務始末》等史料中涉及的西藏西部及邊外相關地名進行了初步的考證和分析，認為將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士譯介的康熙時期滿文1719年銅版《皇輿全覽圖》兩幅地圖和《乾隆十三排圖》，與道光二十七年《籌辦夷務始末》中記載的一些西部西藏邊外諸部的漢文地名進行比對，有助于解讀成書于雍正年間的《西藏志》、成書于嘉慶初年的《衛藏通志》等漢文志書中的有關地名，明了當時的中國西部疆域。

葉拉太在《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來及對藏族地名的影響》（《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古藏文吐蕃地名產生的原因，認為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遷徙、內部整合與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具有特殊語言文化內涵的各種吐蕃地名就是這種民族內部族體結構變化與社會進程的結果。另外吐蕃王朝時期藏族政治地理格局演變也對吐蕃地名形成與發展變化創造了人為因素，許多古藏文政治地理名稱由此生成。這些古藏文地名對藏族后期的影響巨大，許多地名從一千多年前載入史冊以來一直沿用至今。今青藏高原繁多的藏語地名，既是吐蕃時期古藏文吐蕃地名的繼承，又是吐蕃時期地名的發展。

除了地名研究，學界對城市發展和地理區域也有所關注。城市發展方面，何一民等著的《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與社會變遷研究（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以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階段，從西藏城市的形成與發展，城市體系、等級規模與建筑變遷，西藏經濟與城市發展，西藏城市管理與變遷，城市人口與社會變遷等幾個方面研究了西藏城市的發展變遷。作者通過對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的梳理和分析，厘清了西藏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系統地對此一時期西藏城市的歷史發展進程、城市空間分布、城市體系演進及城市規模、城市職能、空間分布、城市建筑等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從而全面展現了這一時期西藏城市發展與演變的歷史軌跡，揭示了西藏城市的獨特性，以及歷史地位。

地理區域方面，比如藏族傳統的地理觀念一般將整個藏區分為衛藏、安多和康三大區域，三者既是藏語三大方言區，也是三個不同的人文地理區域。石碩的《藏族三大傳統地理區域形成過程探討》（《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對上述三大傳統地理區域的形成過程和歷史脈絡進行了探討，認為從敦煌古藏文文書來看，早在吐蕃時期就已形成吐蕃本部及指稱東部藏區的多麥和朵甘思兩個地理概念，元朝以此為基礎，在經過較長時間的摸索并依據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最終將藏區劃分為三個行政區并分別設置烏斯藏、脫思麻和朵甘思三個宣慰司進行管理，從而導致元后期及元以后藏地“三區”概念逐漸形成，并成為藏族三大傳統地理區域形成的起點和直接基礎。

黃博在《噶大克的準望：清末民初學界之阿里地理知識討論》（《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中介紹了20世紀初《地學雜志》牽頭的關于阿里首府噶大克地望定位的大討論。文章介紹，清末民初的商務館師范講義和亞新社地圖把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的地望定位在江孜附近，1914年《地學雜志》上刊載了一封署名涂質甫的來信，根據清末入藏的陶思曾所撰寫的《藏隨記》所記,以及英國處心積慮分開江孜、噶大克兩處商埠的原因，質疑商務館師范講義和亞新社地圖對噶大克的地望定位不準確。隨后《地學雜志》組織力量對噶大克的準確位置展開論證，引用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公開出版和內部印行的書籍與地圖，證實了涂質甫的懷疑。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論證中也留下了不少疏漏。這場內地學人關于西藏阿里地理知識的討論，生動地呈現出清末民初內地學界在邊疆民族危機日益嚴峻之下，藏區那些絕遠荒涼之地的細節知識的生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