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壁畫藝術

謝繼勝、羅文華、石巖剛主編的《漢藏佛教美術研究：第四屆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西藏考古和藝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研究范圍涉及了藏、漢，以及西夏、蒙古等各民族古代繪畫、雕塑、建筑等各個領域。該書收錄中外專家40篇論文，隨文插錄600多幅照片、線描圖版，包括許多罕見的公私收藏。

金萍的《瞿曇寺壁畫藝術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從歷史背景和藝術考古兩個方面對瞿曇寺壁畫的形成原因和分期進行了深度研究，認為其代表性的回廊壁畫具有鮮明的明初院畫風格，并與當時剛興起的主流畫派浙派有著直接聯系。瞿曇寺三大殿壁畫傳承藏地風格的部分，與古格為代表的藏西地區也有聯系，可能揭示了藏東地區和藏西地區超越衛藏的特殊關系。作者同時認為，瞿曇寺回廊壁畫是藏傳佛教繪畫風格總體上向東轉變的起點，它所代表的中國傳統繪畫，改變了藏傳佛教繪畫的走向，影響了西藏本土畫派的形成，促進了西藏繪畫的近代轉型，使得西藏繪畫在保存自身民族特色和印度尼泊爾風格影響的基礎上，與內地繪畫更趨接近，最終形成了新勉唐畫派的標準格局。同時該寺清代補繪部分壁畫在人物造型和裝飾方面受到了本地區熱貢藝術的影響。

閆雪的《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大經堂壁畫題記識讀與研究》（《中國藏學》第3期）對該寺集會大殿一層大經堂四面墻壁上所遺存的建寺之時所繪的40鋪壁畫進行了研究。作者通過辨識和研究壁畫中的藏文題記，結合藏文《甘丹彭措林寺志》及其他相關藏文文獻進行比照分析，闡釋這些壁畫的主題及其所反映的覺囊派的佛學思想。大經堂壁畫題材主要有三類，即本續、了義經典和佛傳，其中以覺囊派所特有的了義他空見的思想所認定的了義經典為主，實為覺囊派佛學思想在視覺上的直觀表現。

拉日·甲央尼瑪的《初論玉樹格查拉康新發現的元代壁畫》（《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認為格查拉康里面的壁畫均屬于薩迦時期的齊烏崗派壁畫。這一發現對研究元代西藏繪畫藝術的風格及題材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為進一步考證元代帝師八思巴在青海一帶的活動也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素材。

丹曲的《卓尼禪定寺的佛教文化藝術考述》（《西藏藝術研究》第4期）簡要概述了卓尼禪定寺的佛教文化藝術。甘南境內的禪定寺，自元代八思巴時期創建以來的數百年發展過程中，逐步成為安多地區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寺內珍藏有大量繪畫、雕塑、刺繡、堆繡、酥油花等宗教藝術品，還有舉世矚目的卓尼版《大藏經》，使之成為安多地區文化藝術的一座寶庫。

（二）唐卡藝術

馬丁·布勞恩、馬丁·威爾森的《藏傳佛教本尊大全藝術鑒賞圖典》（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包括了藏傳佛教用于灌頂隨許的510位本尊彩色微型唐卡，該書詳細介紹了這些本尊的名稱、持物、身姿、顏色、祈請文、咒語，以及相應的儀軌等。這些本尊的圖像來源于《冉炯百法》《納塘百法》和《金剛鬘》。其中，《冉炯百法》包括各個教派的修行法；《納塘百法》是阿底峽大師傳承的秘密法門；《金剛鬘》則介紹了各個壇城的主尊密法。因此，本書對本尊及儀軌傳承研究，對于藏傳佛教圖像學研究、密咒儀軌修持都具有積極的學術意義。

洛米奧·什雷斯塔著，向紅笳譯的《世界最美的唐卡·第三卷：佛陀的圓滿大世界》（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一書，展示了著名繪畫大師洛米奧·什雷斯塔與他的僧侶助手們一起繪制的融合尼泊爾和西藏風格的39幅唐卡。題材包括釋迦牟尼佛、藥師佛、無量壽佛、白度母、千手觀音、大威德金剛及壇城等。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傳佛教視覺藝術典藏》系列叢書之一，共12冊。目前已出版《老唐卡》《老壁畫》《法器面具》《嘛呢石》《塑像》《曼唐》。此叢書以攝影藝術的審美視角，配以簡潔生動的文字，圖文并茂地介紹唐卡、壁畫、雕塑等藝術種類和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作品。

熊文彬的《西藏羅布林卡藏明代大慈法王像緙絲唐卡再探》（《中國藏學》第3期）對西藏羅布林卡珍藏的大慈法王像緙絲唐卡的創作年代、風格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此幅唐卡是明代宮廷創作的重要杰作之一。文章通過對唐卡中的藏文題記和漢藏文獻研究，指出此幅唐卡由大慈法王的兩位弟子施造，由明代宮廷創作于1434—1443年間，對于研究明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僧俗首領的封敕和漢藏文化藝術間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忠俊的《論郎卡杰的唐卡風格與流派》（《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對四川藏區現存郎卡杰的唐卡作品的繪畫風格和流派進行了分析。

（三）建筑裝飾藝術

廖旸的《“天降塔”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對藏傳佛教善逝八塔建筑體系中的天降塔進行了分析。佛塔塔座部分設四層階梯，各面當中凸出并設階梯的類型被稱為“天降塔”，階梯被比擬為紀念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后降下閻浮提時所踏的三道寶階。作者認為，“天降塔”并非根據印度的某座塔而仿建，而是對塔所體現的象征體系的重構。學術界據此將藏傳佛教后弘期早期西藏西部流行的四面帶階梯的塔，認定為天降塔。但在當時這種塔與忉利天降下的佛傳情節顯然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現階段把它們視作“具階梯塔”更為確切。方形塔基的具階梯塔最早見于犍陀羅，隨著犍陀羅佛教文化的傳播，也見于于闐、龜茲、梵衍那和迦濕彌羅等地。西藏西部的地理位置與上述地方鄰近，文化交流的結果之一就是涌現出具階梯塔，這可以解釋為何同時期在衛藏，以及受藏傳佛教強烈影響的西夏等地區很少看到這種塔的影子。根據文獻可知，具階梯塔的階梯象征四圣諦或四不護，是塔的重要構件。天降塔最初形成之時，其建筑形制借鑒了包括西藏西部在內的內陸亞洲流行的具階梯塔，為了強化它與忉利天降下故事的呼應關系，階梯改用并列的三道，這也可以看作具階梯塔與真正意義上的天降塔的一個分水嶺。

謝繼勝的《居庸關過街塔造像義蘊考——11至14世紀中國佛教藝術圖像配置的重構》（《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從分析居庸關過街塔損毀的三塔與券洞圖像配置入手，揭示了三塔的來源及其多重義理，同時對券頂五佛的文本與圖像來源，考察斜披四手印、十方三身的十方佛構成方式及法華釋迦多寶式樣至14世紀時的變異形態進行了討論，并通過仔細觀察四大天王圖像頭頂化佛與胸前鎧甲圖像，從中復原出設計者將西夏蒙元時期的多元信仰熔鑄于過街塔建筑的絕妙構想。文章認為，居庸關是塞外草原連接華北京畿腹地之間官道上最重要的關隘，元順帝時在此設計建造的過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處的巍峨見證，是多民族國家一統的象征。現今各界只將元順帝“報施于神明”，元人自認“壯麗雄偉，為當代之冠”的過街塔看作是藏傳佛教的佛塔，實際上沒有領會設計建造者的雄心大略，無意中忽略了過街塔更大的價值。

陳立健的《六世班禪進京前后的藏傳佛教建筑藝術交流及影響》［《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指出，由于清廷的大力推崇和扶持，新建和修復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遍布藏傳佛教的主要傳播和影響的區域。本文以六世班禪大師進京所涉及的相關藏傳佛教寺院和建筑的敘述為主，討論了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北京雍和宮、西黃寺、香山昭廟，河北承德外八廟的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等建筑藝術交流和影響。

侯秋鳳、唐曉軍的《拉卜楞寺建筑藝術研究》（《絲綢之路》第22期）認為，拉卜楞寺自1709年創建以來，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和修建，形成了獨特的空間布局形態，其所屬108座寺院遍布甘肅、青海等六省區。拉卜楞寺建筑類型豐富多樣，有學院、佛殿、佛塔、活佛囊欠、普通僧舍、藏經樓、轉經廊等。其建筑藝術和風格獨具特色，有藏式建筑、漢式建筑、漢藏結合式建筑等。建筑設計和工藝技術是本區藏傳佛教建筑的集大成者，從墻體砌筑、梁架布局、空間處理、屋面防水、油飾彩繪等諸多方面體現了藏族傳統建筑藝術的最高成就，也體現了拉卜楞寺各建筑嚴格的等級制度。

劉偉、劉春燕、劉斌的《四川藏族聚居區佛教建筑的外部空間體系分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認為，四川藏族聚居區的藏傳佛教建筑起源早、數量多、發展成熟，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形成了自己完善的建筑外部空間體系，以及川藏寺廟的建筑格局，為藏傳佛教在川藏地區的傳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文章在探析四川藏族聚居區佛教寺廟的建筑外部空間體系時，以寺廟建筑外部空間形式為基礎，對照其他藏族聚居區寺廟建筑外部空間系統的異同關系，從功用及文化角度，分五個方面論述了四川藏族聚居區寺廟建筑外部空間層次的內容，可以看出其特點明顯。

格桑卓瑪的《羅布林卡園林與宮殿建筑藝術價值述略》（《西藏藝術研究》第1期），對西藏羅布林卡的園林與宮殿建筑藝術風格進行了研究，較為深入地探討了羅布林卡古建的基本特點、現存情況、歷史沿革等，以及其中珍藏的文物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等進行了分析，較完整地展示了清代西藏官邸建筑的風貌。

（四）石刻藝術

宋衛哲的《青海民族民間石刻藝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書認為，青海民族民間石刻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豐富的形成環境。它們或從屬于墓葬，主要用于陪葬的明器、墓室裝飾、地面碑刻和動物造型等；或從屬于宗教，主要為摩崖石窟造像、題記、石經等；或從屬于建筑，主要有碑刻、建筑構件和室內外裝飾石刻等。此書對青海各民族民間石刻的發展、題材、流派、特征，以及寺院雕刻、佛塔雕刻、民居雕刻等進行了較全面的介紹，對包括摩崖、石窟造像、石雕、玉雕、磚雕、巖畫、碑刻、石刻等在內的雕塑藝術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五）家具裝飾藝術

朱和平、胡名芙的《西藏傳統家具裝飾藝術的文化解讀》［《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在梳理西藏傳統家具發展演變的基礎上，從藝術的角度分析了藏族傳統家具的裝飾藝術，認為藏族傳統木具裝飾具有色彩明艷瑰麗、多樣材質融合、紋樣寓意多元等三大特征，并從生產生活環境、信仰意識等方面對其成因進行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