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類似，本年度出現更多從歷史和法理角度論述反分裂斗爭的研究成果。與現實涉藏工作密切配合的關于達賴集團分裂勢力的研究和對藏區社會穩定深層次因素分析的成果也有所增加。

趙君的《試論藏族的“大一統”觀念在西藏近代反侵略反分裂斗爭中的積極作用》（《中國藏學》第1期）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藏族社會存在的“大一統”觀念及其對中國統一的積極作用。文章指出，“大一統”思想不僅深深植根于自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的心靈深處，更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無形而強大的向心力，在西藏地方與內地中原政權和各民族政權建立友好關系、納入元中央王朝管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在西藏近代的反侵略、反分裂斗爭中得到充分體現。

邊巴拉姆的《略論國際法原則下西藏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第2期）從歷史和國際法原則兩個角度論證了西藏作為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文章指出，從元朝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歷屆中央政府都對西藏行使了符合國際法中主權定義的管轄權，這些歷史構成了今天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基礎。文章還從國際法的國家主權永久性原則、民族自決權原則、承認原則等視角論證了西藏的法律地位。文章認為，國際法調整的是國家間的行為規范，國家對于主權范圍內的內部事務所實施的行政權力是不受其制約的，西藏作為中國的一個行政轄區，不具備國際法調整的主體資格。所謂“西藏問題”或者從國際法視角確定“西藏獨立”是國際反華勢力和民族分離主義為實現分裂中國而拋出的偽命題。

曾曉陽、茅維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國際生存空間策略》［《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總結了達賴集團從流亡印度開始為拓展國際活動空間、顯示國際存在所采取的策略，包括竭力經營與印度的關系、頻繁訪問外國政要、在聯合國制造涉藏反華人權議案、假和談真獨立、與其他分裂勢力合謀建立“統一戰線”、利用“藏獨”激進組織制造事端以吸引國際社會關注、以國際涉藏非政府組織為后援擴大國際影響、在西方媒體上不斷發表反華言論以混淆視聽、利用講經弘法爭取人心、組建武裝襲擾我邊境。文章指出，這些活動本質上是為了迎合部分西方反華勢力的需要，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以及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的日益增多，包括西藏政治流亡者在內的各種分裂勢力的國際生存空間將日益縮小，其最終的結局將注定淡出歷史的舞臺。

王克文、吳永剛的《探尋維護藏區社會穩定的新思路》（《西藏發展論壇》第4期）研究了新形勢下影響藏區社會穩定的要素，以及應對的思路。文章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藏區經濟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影響藏區社會穩定的因素不斷增多，包括經濟發展與傳統社會結構的矛盾日益突出、“民族意識”逐漸增強、多元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影響上升、西方敵對勢力和達賴集團干擾破壞等。文章論述了進一步做好穩定工作的思路，即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特色經濟，夯實藏區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夯實藏區社會穩定的政治保障；大力實施民心工程，夯實藏區社會穩定的思想基礎；依法打擊以達賴集團為代表的“藏獨”分裂勢力，夯實藏區社會穩定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