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一樣，國外涉藏政策的研究是整個涉藏外事研究中的主體，其中尤以美國和印度涉藏政策研究比重最大。關于國外學術界的涉藏研究綜述類成果時有出現。

王林平的《冷戰末期以來美國西藏政策協調機制述評》（《黑龍江社會科學》第1期）對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分歧，以及行政當局為彌合這些分歧建立的協調機制進行了研究。文章指出，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圍繞西藏地位問題、西藏人權狀況與美國在華利益優先度等問題存在一定分歧。作為彌合分歧的努力，行政當局建立了一系列協調機制，包括在國務院設立“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國務院以年度報告形式定期向國會報告中國西藏地區的人權與宗教自由狀況，在國會內部設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以干預西藏事務等協調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彌合了二者的分歧。文章分析認為，這些協調機制表明，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在西藏政策上的分歧是虛，合作是實；根本意圖都是要利用所謂西藏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

王林平的《美國涉藏政策背后的國家利益》（《學習與探索》第5期）對美國在涉藏問題上的國家利益演進進行了回顧和研究。文章認為，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今，美國涉藏政策的歷史軌跡反映出不同歷史階段美國涉藏政策所牟取的國家利益的變化。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前半期，美國涉藏政策的核心內容是盡量避免在西藏主權問題上公開表態，但不支持“西藏獨立”，以維護其在西藏的利益均沾權利及“二戰”期間與中英兩國的同盟關系。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期，美國涉藏政策的核心是不公開承認“西藏獨立”，但在事實上給西藏分裂勢力提供支持，以實現在戰略上遏制共產主義的目標;而在后冷戰時期，美國一方面公開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另一方面卻愈來愈公開地支持“藏獨”活動，反映出其涉藏政策欲牟求的利益正向多元化發展。

彭沛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印度西藏政策轉變中的美國因素》［《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將美國作為中印關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并從第三方影響的視角分析了中印關系圍繞“西藏問題”發生的轉變的原因。文章認為，美國與印度在國際政治層面的戰略矛盾、美國插手“西藏問題”給印度帶來的不安，特別是美國與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結盟促使印度改變維持在西藏特權的政策，轉而與中國就西藏地位問題進行積極協商并最終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完全主權。該文章為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印關系提供了較為新穎的外部環境視角。

高曉波的《英國參與下近代藏邊社會糾紛的產生及其解決——以藏尼、大白、尕旦寺糾紛為考察中心》（《西藏研究》第1期）以藏尼、大白、尕旦寺社會糾紛事件為切入點，分析了近代英國如何利用藏邊社會事件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章分析了英國參與下的藏邊社會糾紛解決的特點，即社會糾紛事件容易升級為敏感的政治性事件、英國往往以社會群體糾紛事件為契機實現其政治企圖、社會糾紛解決通常被軍事沖突所掩蓋以至于無法解決。

趙光銳的《歷史追溯與現實關切：德國學界西藏研究的新進展》（《國際政治研究》第6期）對2009年以來德國學術界涉藏研究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這些進展主要包括德國涉藏歷史、德國政治人物涉藏活動個案研究、海外流亡藏人尤其是印度和瑞士新生代藏人的認同等問題。關于德國涉藏歷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關納粹德國與西藏的“政治關系”、廓清圍繞納粹涉藏活動的各種神秘傳言、有關希姆萊本人的西藏興趣及其原因，以及“二戰”前后德國與日本關系中的“西藏問題”等。關于政治人物涉藏活動的研究集中在對綠黨領袖凱莉推動“藏獨”的個案研究上。關于海外新生代藏人認同的研究主要是對生活在印度和瑞士的新生代藏人心理認同進行的比較研究，該類研究提出瑞士的二代藏人比較成功地融入了當地社會，這與印度的二代藏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不同定居形式下的二代藏人思想觀念差別很大；普遍存在新生代與新來藏人之間的隔膜；瑞士的新生代藏人對達賴喇嘛的認同度相對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