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研究一直以來是藏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一般情況下其研究大多數(shù)可以歸類為基礎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兩大部分。2014年度，藏傳佛教的現(xiàn)實問題研究成果較少，而對于基礎研究方面則主要集中于宗教文獻研究、教義研究、佛教傳播歷史研究、佛教藝術研究、活佛轉世研究、因明研究、學經(jīng)制度研究等，其中用文獻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聚焦于藏傳佛教經(jīng)典文獻，對其進行文本研究，成為本年度的一大亮點。

（一）文獻

閱讀經(jīng)典，解釋經(jīng)典，研究經(jīng)典，成為近幾年來藏傳佛教研究領域中的一大亮點。本年度，文獻研究方面取得了佳績，如：許淵欽的《〈娘氏教法源流〉譯注》（《中國藏學》2014:1、2、3）的文獻研究成果，即《娘氏教法源流》對這部出現(xiàn)于12世紀的重要宗教史料文獻進行了翻譯、解讀，為使用漢文研究藏傳佛教的學者提供了一部很重要的參考文獻。

辛島靜志的《論〈甘珠爾〉的系統(tǒng)及其對藏譯佛經(jīng)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2014:3）一文，是作者對收藏于瑞典斯德哥爾摩民俗學國家博物館的一部新疆和田出土的《法華經(jīng)》藏譯本寫本，進行文獻學研究，通過這一古藏譯《法華經(jīng)》與《甘珠爾》的比較，提出文獻學學者應盡可能利用早期的版本或寫本，這樣能夠站在一個嶄新的高度上進行更加準確、深入和系統(tǒng)的藏譯佛經(jīng)文獻學研究。另外，文中對《甘珠爾》的歷史及各種寫本、版本的系統(tǒng)也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龔鈺軒、柏小劍、龔德才的《武威市博物館〈館藏藏文大藏經(jīng)〉的檢測分析與保護研究》（《中國藏學》2014:3），以甘肅武威市博物館館藏《藏文大藏經(jīng)》樣品為研究對象，通過采用纖維分析、色譜分析等手段，對其紙張材料、制作工藝和書寫方式等進行了檢測分析。結果表明，大藏經(jīng)的紙張原料主要是麻，紙張染色所使用的藍色染料成分為靛藍，其書寫方式主要有硬筆手寫和雕版印刷。針對上述分析結果，為武威市博物館館藏《藏文大藏經(jīng)》的保護與修復提出了相關建議。

除了對年代久遠的文獻典籍的研究之外，本年度還對近現(xiàn)代的一些經(jīng)典著作進行了文獻研究。其中仲布·次仁多吉《試評東嘎·洛桑赤列教授〈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路徑》（《西藏研究》2014:1）一文，在對《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這一經(jīng)典著作的思想內涵進行梳理的同時，對書中提到的“政教合一”一詞的理解與認識，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另外，扎平、尼瑪《印度婆羅門哲學經(jīng)典〈薄伽梵歌〉藏譯本研究》（《西藏研究》2014:4）一文，對根敦群培所譯的《薄伽梵歌》藏譯本，進行了分析和考證，對這一殘缺不全，未受學術界關注的翻譯文獻的價值和在印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做出了評介。

專著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俱舍論頌疏集注》，這是敏公上師為講研《俱舍論頌疏》而採擷諸古德先賢著疏而成的注釋本。《俱舍論》是根本性的佛學論典之一，具有內容廣博、觀點權威、結構巧妙等特點，自成文之日起，便成為學修佛法的重要所依。《俱舍論》一傳入中國，便極受重視，一度研習成風。敏公上師在五臺山時便開始學習并宣講俱舍，其后五十多年，始終將《俱舍論》作為弘法重點，至今已影響深遠。《俱舍論頌疏》也是敏公上師講法時使用的主要教材，《俱舍論頌疏集注》是上師為方便講學而采錄諸多論著所成的《頌疏》注本。

總之，本年度對經(jīng)典文獻的研究，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在《中國藏學》和《西藏研究》兩大期刊上，這些研究主要把以一部文獻經(jīng)典作為案例或研究對象，進行不同視角的注釋和研究，除了上述成果之外，還有《明代〈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jīng)〉探索——漢藏文化交流的一側面》（廖旸《中國藏學》2014:3）、《度母信仰中救度主題的宗教義理——以〈黃金寶鬘·明說度母教法源流〉為中心》（陳立華《中國藏學》2014:4）、《覺囊派研究的一部力作——讀〈他空見與如來藏〉一書》（許德存《中國藏學》2014:4）、《〈見差別論〉佛學思想微探》（何杰峰《西藏研究》2014:1）、《河湟地區(qū)的宗教寶卷〈觀音菩薩嘛呢真經(jīng)〉探析》（陳改玲《西藏研究》2014: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