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核心的教義研究之外，佛教傳播歷史的研究是在藏傳佛教外延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本年度在藏傳佛教傳播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除了發表在《中國藏學》和《西藏研究》的兩篇之外，其他的主要集中在各大學的學報上。

《有關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幾個重要問題》（［日］康噶崔臣格秦著、班瑪更珠譯《中國藏學》2014:2）一文，通過對相關史料文獻的全面解讀和深入分析，對以上相關重要事件的年代問題做了詳細的考證。另外，作者還對吐蕃末代贊普達瑪滅佛和被弒等問題提出了質疑。論文認為：公元7世紀中葉，隨著藏文的創制和佛殿的建立，佛教開始傳入吐蕃并逐漸得到發展，從此直到9世紀中葉遇到法難的這段歷史時期，在藏傳佛教史上通常稱為“前弘期”。前弘期是藏傳佛教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如藏文的創制、桑耶寺的建立、吐蕃人的出家、佛經的翻譯、文字的厘定、目錄的編纂等都與當時藏傳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而與這些事件密切相關的年代等基本問題，卻由于史料的原因令后人常常出現誤判。

《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在滇西北的傳播及影響》（王彥蘋《西藏研究》2014:3）是一篇考析噶瑪噶舉教派向滇西北方向傳播歷史的學術成果。噶瑪噶舉派是噶舉派中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一個支派，它開創了藏傳佛教歷史上活佛轉世制度的先河，而且先后形成了幾大活佛轉世系統，在滇西北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與本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深入且豐富多彩，對滇西北宗教有序發展及社會穩定方面作出了一定貢獻。

專著方面，由鄭堆主持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藏傳佛教史研究”取得成果，李德成所著《藏傳佛教史研究·當代卷》出版，該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主改革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等不同歷史時期著眼，對當代藏傳佛教發展的歷史脈絡進行了研究和整理，并對當代藏傳佛教的教義思想、文化藝術進行了研究，提出在貫徹執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中弘揚與進步，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線；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流；積極促進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始終是當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主題。

《文化融合與延續：11—13世紀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與發展》（崔紅芬著，民族出版社）一書，從黨項部落生活的地域、黨項與吐蕃的歷史淵源、西夏王國與周邊吐蕃政權的關系、西夏境內民族成分、河西地區悠久的藏傳佛教發展傳統等方面入手，詳細地分析了黨項部落在內遷前就開始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到西夏國建立后，衛藏地區的佛教再次興盛，金剛乘密教得到很大發展，藏傳佛教繼續對黨項人產生影響，且非常深遠。可以說藏傳佛教在西夏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寺院是信眾禮佛和進行法事活動的場所，本書對傳播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寺院進行初步考證，并對藏族僧人在西夏弘傳、翻譯佛經和參加的法事活動進行了闡述。藏傳佛教發展到后弘期，因傳承、修持密法的差異和依附不同地方勢力，逐漸形成了很多宗派，為了弘揚教義和擴大自己的影響，不同宗派僧人紛紛來到西夏從事譯經和各類佛事活動，不同宗派的思想在西夏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播。觀音信仰在藏地十分興盛，從西夏遺存物看，有關觀音的經典和繪畫豐富，禮佛懺悔思想流行，充分體現了西夏藏傳佛教發展世俗化的特點，且佛教藝術具有不同民族文化雜糅的特點。西夏滅亡后，大量西夏遺民為元朝廷所重用，西夏遺民的佛教信仰和在不同地區的佛事活動也為元代藏傳佛教的興盛奠定了基礎。西夏在藏傳佛教的東傳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

另外一部專著《7—18世紀西域與西藏地區佛教交流史》（董知珍著，宗教文化出版社），以7—18世紀西域與西藏地區的佛教交流為主線，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參考了一些古藏文文獻，全面論述了長達1000多年的歷史時空里這兩個地區佛教相互交流的全貌，對這兩個地區的佛教各自發展和相互交融的歷史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