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宋

從藏史研究的整體狀況來看，研究上限基本是從吐蕃開始，史前研究相對較少，其中關于遺址等的研究可以歸入考古專題。

1.吐蕃

吐蕃史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歷史研究中的重頭戲，比如唐蕃關系、制度建設、歷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經比較全面、深入。本年度的吐蕃史研究中，學者們關注的點比較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交流等各個方面，其中有幾篇具有一定分量的論文發表。另外，討論吐蕃與周邊各民族之間交流的論文增多，這也是本年度吐蕃史研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吐蕃政治研究方面，重點是討論吐蕃王朝的發展歷程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一些制度研究，比如吐蕃的氏族、吐蕃占領地區的建制等問題。

何峰的《論吐蕃政治文明進程》（《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認為，吐蕃王朝建立了一整套比較完善的政治制度，這是其政治文明的標志。文章首次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吐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就其第一代君主聶赤贊普以前的政治狀況、民選君王的遺風、禪位制的結束、世襲制形成與鞏固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林冠群的《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根據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過對唐代吐蕃各氏族的發展概況、各氏族與吐蕃王室的關系、氏族團的形成、各氏族的競合、吐蕃王室如何尋覓合作對象和社會基礎的深入分析，探討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與社會勢力之間的演變關系。同作者的《吐蕃王朝的分裂與滅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以吐蕃贊普朗達瑪（烏依冬丹）后仍有兩脈后裔自居正統行使吐蕃政權為引，主要探討了烏依冬丹的卒年、吐蕃王朝怎樣走向分裂以及何時滅亡的問題。

朱悅梅在《吐蕃中節度考》（《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中對以往研究較少的吐蕃中節度的成立背景、轄域等進行了研究，指出中節度是吐蕃王朝針對西洱河地區諸蠻部落的軍事戰略而部署的軍事單位，有獨立的軍事建制體系和攻防區域。“吐蕃中節度”設立的時間最遲在天寶年間，始終以神川地區為中心，向南一度控制了劍川與野共川一帶。由于吐蕃對西洱河地區攻略中軍事地理交通的特殊性，吐蕃中節度亦被稱作“鐵橋節度”。同樣對“吐蕃中節度”進行研究的還有黃維忠，其《關于唐代吐蕃軍事占領區建制的幾個問題》（《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根據敦煌漢藏文文獻及其他藏文文獻，主要討論了“mdo gams”（朵甘思）與“中節度”、雅莫塘節度使和河州節度使之間的關系問題。文章認為，吐蕃在軍事占領區設置了“五道”，其中的“中道”即朵甘思道；雅莫塘節度使即河州節度使，并據此最終認為，吐蕃極盛時期的疆域僅由本土和“bde blon khams chen po”兩部分構成，“mdo khams”地區乃“bde blon khams chen po”五道之一的“中道”。另外作者還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bde blon khams chen po”的轄區作了劃分。

另外，陸離的《吐蕃統治敦煌的監軍、監使》（《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通過梳理敦煌漢文文書中關于吐蕃監軍與監使的記載，指出監軍、監使是僅次于敦煌乞利本(萬戶長)的當地第二號軍政長官，主管軍事、司法、農業生產等事務。另外，吐蕃在敦煌還先后設置了漢人部落監軍、漢人監軍等官員，地位在大監軍使之下。在吐蕃統治下的河隴、西域及其他地區也設有悉編(spyan)一職，為吐蕃在該地區的重要職官。這一職官對后來河西歸義軍政權的職官制度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本年度關于吐蕃軍事方面的研究有多篇論文發表：劉力鋼的《吐蕃在唐蕃戰爭中的戰略戰術思想初探》（《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扎西當知的《噶爾世家對唐軍事戰略研究》（《中國藏學》第3期），楊永紅的《吐蕃軍隊作戰的特點》（《西藏研究》第6期），次旦扎西、晉美的《藏族古代軍事行動中的宗教因素探討》（《西藏研究》第2期），次旦扎西、楊永紅的《吐蕃軍隊兵器簡論》（《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佘靜芳的《西藏古代兵器的制作及武藝發展》（《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等。

吐蕃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吐蕃文化向北、東兩個方向的傳播。楊銘在《試論唐代吐蕃與西北各族的文化交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中以敦煌、新疆等地域為中心，較為詳細地探討了吐蕃與唐朝及胡系民族在語言文字、藝術、宗教等三個方面的文化交流，指出吐蕃與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密切交往促進了各自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為豐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做出了貢獻。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試論唐代西北諸族的“吐蕃化”及其歷史影響》（《民族研究》第4期）從吐蕃統治西北諸族的制度及其特點入手，分析了西北諸族“吐蕃化”的進程。

其次是吐蕃文明的東向發展。曾現江的《吐蕃東漸與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動及族群分布格局演變》（《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在隋唐之際藏彝走廊民族格局的基礎上，主要探討了吐蕃東進在藏彝走廊地區引發的族群互動及其影響，認為從岷江上游到大渡河一線以西的部落在吐蕃的控制下，與吐蕃本土在各方面的聯系日趨密切，進而發生不同程度的“蕃化”，基本上形成了藏彝走廊西部以藏族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

另外，陳聰的《簡論吐蕃與世界四大文明體系之交流》（《西藏大學學報》專刊）一文討論了吐蕃與周邊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認為，青藏高原位于世界三大文化區域的交界之處，北鄰新疆，南靠印度，自古與中原往來密切，是古代世界幾大文化體系相互交流的必經之路。特別是在吐蕃崛起后，逐漸形成了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民族走廊、唐蕃古道、麝香之路等文化傳播的途徑，與周圍的四大文化體系展開了文化、經濟和技術的交流。這種廣泛的交流，不僅使得吐蕃獲得了空前的強盛和發展，而且在這種開放的大環境和大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藏民族的民族共識，同時對世界幾個文化體系的交流發展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樞紐作用。

2.宋

與往年相比，本年度涉及宋代的論文數量有所上升，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從內容來看，學者們關注的點主要還在西北吐蕃，但關于古格的研究也有了明顯的進展。

黃博的《拉喇嘛與國王——早期古格王國政教合一制初探》（《中國藏學》第4期）指出，11世紀前后在古格王朝出現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概念和宗教身份——“拉喇嘛”，益西沃具有國王和僧人雙重身份，他既做教主，又當國王，這是西藏后世政治史上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在古格的最初嘗試。這種全新的制度從起初的政教合一、以教治國逐漸過渡到后來的政教合作、各司其職。作者認為，在拉喇嘛與國王的配合下，古格新制——以教治國、政教分立的二元一體式政教合一制從無到有，古格王室在政治上的創新精神為后世西藏最具特色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運作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北吐蕃的研究，主要是討論宋王朝與西北吐蕃的關系，比如陳武強的《北宋前中期吐蕃內附族帳考》（《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以北宋前中期（960—1067年）這一歷史時期為研究范圍，就此期吐蕃部落族帳歸順北宋的基本情況、內附原因和方式，內附后之居地以及政府對待之政策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考述。

劉興亮在《宋代西北吐蕃聯姻問題探析》（《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較為詳細地梳理了宋代西北吐蕃聯姻的情況。這些聯姻反映出西北吐蕃各部在長期的斗爭中能夠審時度勢，采取靈活的對外政策，從而保證了自己在本地區統治的穩固，也使各民族間人口得以流移，文化得以傳播，并使原本日漸蕭條的西北商路重新煥發了生機，可以說對我國古代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陳武強、格桑卓瑪的《簡論北宋對西北緣邊吐蕃熟戶的政策》（《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認為，由于北宋時期吐蕃生熟戶之間常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內附之后逃叛現象也經常發生，加之在西北緣邊地帶，黨項西夏政權也在大力招納吐蕃。北宋中央王朝的封建統治者，審時度勢、因時而異，針對西北緣邊內附熟戶，實行了封爵、給田免租、通貿易和恤刑等許多綏懷優撫的民族政策。史實證明，正是在這種民族政策的感化下，才使西北緣邊內附吐蕃各部長期擁戴宋廷。

關于唃廝啰的研究，本年度有洲塔、樊秋麗的《唃廝啰遺城“雍仲卡爾”考釋》（《中國藏學》第1期），該文對位于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甘加鄉境內的“雍仲卡爾”（八角城）進行了分析。認為雍仲卡爾的建立年代為1028年，為唃廝啰統治河湟時期所建城堡，后西夏政權退守河湟地區時曾長期據守。另外，文章通過對“雍仲卡爾”的考釋，勾勒了唃廝啰社會發展、宗教信仰等基本輪廓，對雍仲卡爾的歷史作用做了簡單的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