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理

從藏學各學科領域的研究狀況來看，地理研究，特別是歷史地理一直以來都比較薄弱，本年度仍然沒有質的改變。

《民國川邊游蹤之西康札記》（中國藏學出版社）是任乃強先生1929—1930年應川康邊防指揮部之邀，以視察員身份對西康的瀘定縣、康定縣、丹巴縣、道孚縣、爐霍縣、甘孜縣、瞻化縣、理化縣、雅江縣等9縣進行全面考察后撰寫的視察情況報告，及作者游跡所至名勝古跡、民情俚俗之札記，并附12幅作者手繪實地勘測地圖。《民國川邊游蹤之瀘定考察記》（中國藏學出版社）為任乃強先生于1939年考察瀘定縣時所作札記（原名《瀘定導游》），共88篇，大多發前人所未覺，而資后來者尋味與治史者參考之材料。文中所載名勝古跡多數現已難覓，文物、史事今之史志闕如，可謂彌足珍貴。《民國川邊游蹤之天蘆寶札記》（中國藏學出版社）是任乃強先生1942年實地考察時作的筆記，備極詳盡，其中有關蘆山、寶興的札記43篇，有關天全的札記46篇多為首次披露之材料，尤其對著名的樊敏碑的實地考察，對穆坪（寶興）土司及天全高、楊二土司世系的梳理等札記，堪補史志之不足。

歷史交通研究方面有房建昌的《〈西藏志〉所載清代后期入藏路線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該文對《西藏志》所記關于克什米爾、和田分別至拉薩的兩條路線進行了分析，認為陳觀潯關于這兩條路線以及程站的介紹基本采自清末日本人山縣初男編著的《西藏通覽》，而《西藏通覽》的記載則采自印度測繪局的工作人員綽特上尉記錄的《班智達南·辛格從拉達克列城到拉薩的大西藏之行，經阿薩姆返回印度》一文。另外，文章還參考外文資料，對陳觀潯在《西藏志》中列舉的76個地名做了初步考證，認為清代西藏歷史地理的研究承先啟后，具有重要的作用，像《西藏志》所載這種古代交通路線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田峰的《吐蕃通往勃律、罽賓之道略考》（《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吐蕃通往勃律、罽賓的兩條道路進行了介紹，認為這是吐蕃往西北方向開拓的兩條重要通道，通過這兩條道路，不僅中亞、南亞、西亞、中原的先進技術以及物品源源不斷地輸入到青藏高原，而且佛教、摩尼教等宗教和其他文化因子也是通過這兩條道傳入吐蕃的，甚至吐蕃的一些農副產品與文化亦是通過這兩條道走向世界的。

在地名研究方面，阿音娜的《崔比科夫游記中的蒙藏地名考》（《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以清末入藏之俄國人崔比科夫的游記《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為藍本，分為從庫倫到塔爾寺、從塔爾寺至藏北邊緣、從藏北到拉薩、從拉薩到庫倫之歸路等四個部分，結合輿圖與方志資料等，具體考證了從庫倫到拉薩這條朝圣之路的蒙藏地名、所處方位、大致走向及其環境。

經過對2010年中國藏學領域內歷史、地理、考古研究成果的回顧，我們發現各個領域的研究都在加強，也出現了一批頗有分量的論著，但也有一定的不足。

歷史研究方面：1.宋、明研究薄弱的狀況得到改善，吐蕃、清、民國、當代研究穩步發展，元代研究下降明顯；2.宋代研究數量增多，但選題單一，吐蕃研究成果數量多，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很少，民國研究同樣如此；3.與往年一樣，涉及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的研究仍然是歷史研究中的重點，民族關系和文化交流的文章增多，西方國家侵略西藏方面的文章數量相對下降；4.個別選題的重復研究現象仍然比較嚴重。

考古研究方面：1.專就遺址和文物進行研究的少，多數都是交叉研究；2.文章數量較少，一些文章具有新義，但也有一定的重復研究現象；3.從業人員缺少，相關成果仍然由少數學者完成。

地理研究方面：1.沒有專門討論歷史地理的專著問世，相關著作抽印自上年的文集；2.雖然發表有關于地名考釋和古代交通方面的文章，但重量級成果并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