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宋

藏文發表的歷史類學術論文當中，研究吐蕃時期的論文占據了很大一部分，研究宋代即分裂割據時期的論文仍然較少。

1.吐蕃

從整體情況來看，本年度吐蕃歷史研究的范圍相對縮小，不像以往那樣涉及多個方面，所研究的問題相對集中，因此也容易取得突破。本年度學者們在吐蕃歷史研究中關注的是人名研究、制度研究和民族文化交流。

本年度有多篇論文涉及吐蕃人名研究方面，比如卡崗·扎西才讓的《敦煌文書849中修行大乘佛教和獲得大乘佛教至頂加行的藏王名稱與藏族史書文獻比較研究》（《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對敦煌藏文文獻P.T849進行了研究。該寫卷以修行大乘佛教和獲得大乘佛教至頂加行的藏王為題記有一系列吐蕃贊普名稱，其中包括著名的“祖孫三法王”和分裂割據時期的諸多王系名稱。作者通過解讀該寫卷中的藏王名稱，并結合藏族傳統史書文獻，對當時的贊普名稱、語言特點及歷代贊普及其王統后裔的歷史功績進行了介紹。

桑吉克在《談談與贊普達如念斯歷史有關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主要根據敦煌古藏文文獻，對傳統史書所記吐蕃贊普達如念斯的相關歷史進行了辨析，其中重點探討了達如念斯一名的由來。作者認為所謂達如念斯出生為盲童，后被吐谷渾醫生治療或供奉“寧布桑哇”從而開眼看見“念”的說法都是經過后世的有意加工形成的。另外，文章還指出達如念斯有不止一個姐妹；藏族歷史上的賠命價習俗最晚在達如念斯時期就已經形成；藏族度量衡的統一應該是達如念斯時期等等。

完秀華科加在《從止貢贊普的稱謂引申的幾點歷史問題補充研究》（《甘肅民族師范學校學報》第3—4期）一文中指出，歷史文獻在記錄止貢贊普的稱謂時，對“止”字有兩種寫法，第一種是“???”，見于敦煌文獻和第穆摩崖石刻；第二種是“???”，多見于后期史書。作者認為止貢贊普的正確稱謂應該用“???”字，因為它體現了當時的寄魂物觀念以及對預見能力的神化，因為老祖母預見到止貢贊普由于寄魂物被毀而死于“???”，所以用“???”字符合原意。由于止貢贊普滅苯，所以苯教徒把“???”改為刀劍的“???”，詛其“死于刀劍之下”，后期史書漸漸接受了這個說法并一直傳到現在。

在對吐蕃最初幾位贊普的認識上，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天赤七王之后到底是中丁二王還是一王，止貢贊普到底屬于天赤七王還是中丁二王等問題，涉及吐蕃王統的數量，因此有必要認真探討。米瑪在《“?????????????????????”一詞考證》（《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中認為，敦煌古藏文文獻中的“?????????????????????”一詞，可能對我們解析當時的歷史有重大幫助。作者指出，以往史書對“?????????????????????”一詞的寫法雖然大相徑庭，但都認為指的是墓葬，只是對墓葬的主人是誰還存在爭議。文章認為，認真解讀敦煌文獻，“?????????????????????”一詞有可能是人名，指的應該是贊普布德貢杰的兒子，其在布德貢杰之后繼任贊普。這樣一來，吐蕃贊普王統共傳43代，也就與相關史書記載的贊普總數相符了。

鄭堆的《論悉補野二丁時期藏族姓氏特點》（《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通過對吐蕃贊普上丁二王時期贊普、王妃、大臣姓名的分析，提出當時人們既有姓也有名，贊普和王妃一般只稱呼名，大臣既稱呼姓也稱呼名。當時給人起名也有鮮明的特點，無論是贊頌、藐視還是點明出生地，都表達了起名之人的一種愿望。女子姓名中開始出現一些表示美麗的字詞并一直使用到現在。另外，作者還以部分君臣的姓名為例，介紹了當時姓名的不同寫法及其含義。

在吐蕃制度研究方面，葉拉太的《吐蕃時期政治制度研究：以古藏文文獻為中心》（民族出版社）一書較為全面，該書主要以吐蕃王朝的各種制度為研究對象，以六章的篇幅論述了吐蕃王朝的行政制度、職官制度、法律制度、軍事制度、外交制度和財政經濟制度。作者運用大量古藏文文獻，通過對各種制度的分析和闡述，梳理了吐蕃王朝建立和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吐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

旺多、桑木丹的《淺論噶瓊與諧拉康立碑之歷史背景》（《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根據吐蕃王朝后期所立噶瓊與諧拉康石碑及對其碑文的研究，分析和闡述了吐蕃王朝時期政教的發展軌跡及兩者的相互關系。作者認為，赤德松贊時期的這兩個石碑的內容向我們展示了吐蕃當時的社會狀態，王權政治開始逐漸衰落，而佛教勢力開始崛起并即將到達頂峰，中央政權中開始出現僧相之職，僧團的經濟利益得到保證，吐蕃的職官制度和經濟制度也在發生變化，宗教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統一、強大的吐蕃王朝也即將由此走向滅亡。朗吉卓嘎的《藏王止貢贊普與朗達瑪滅教運動特征之比較》（《西藏大學學報》專刊）一文對止貢贊普滅苯教和朗達瑪滅佛教兩次事件進行了比較，認為當時宗教勢力發展過快，宗教人士掌握權力過多，從而影響王朝的穩定和贊普的權利是引起滅教運動的原因。

本年度一些論著還涉及對吐蕃王朝發展過程中一些史實等的研究。比如在雅隆部落最初興起方面，崗措的《聶赤贊普先祖略考》（《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對吐蕃第一位贊普聶赤贊普的出身和先祖進行了研究。文章以敦煌古藏文文獻中“自天神而為人主的”記載為基礎，結合其他藏文歷史文獻，認為聶赤贊普之所以被選為吐蕃贊普，有諸多深層次的原因。作者認為，聶赤贊普的先祖本身就是統治雅隆等地區的首領，其父由于政治原因被逐到工布地區。在日后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王系家族后代在多個部落執政，使得本部落沒有繼承人，故請來出生在工布的聶赤贊普回歸故里，繼承王統。作者還對聶赤贊普的先祖系統進行了分析，認為和遠古十二小邦時期的瑪桑九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關于吐蕃王朝逐漸強大、統一青藏高原過程的研究，有格桑加措的《論象雄與吐蕃之統一》（《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該文對象雄及其與吐蕃的關系進行了闡述。作者先就“象雄”一詞的含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然后就吐蕃占據象雄的時間、歷史上的吐蕃與象雄之間的關系以及相關歷史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象雄第一次并入吐蕃的時間不是傳統史書記載的松贊干布而是其祖達日年塞時期，后來象雄多次叛亂，松贊干布和赤松德贊時期又重新收服。另外，文章還對吐蕃與象雄產生聯系時的重要人物如塞瑪噶、李迷夏的相關史實進行了介紹。

拉巴片多的《試析贊普世系長期統治吐蕃王朝之原因》（《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對吐蕃王朝政權長期保持穩定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贊普世系能夠長期統治吐蕃王朝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生產力水平低下和社會發展變化緩慢；二是以教護政，歷代贊普先后依靠苯教和佛教維護政權；三是“唐參”制度的實施，使的王系內部爭權篡位的可能性減小，王位得以平穩過渡。

益希曲珍在《吐蕃時期藏族婦女的社會地位探析》（《西藏大學學報》專刊）一文中通過對松贊干布之妹、象雄王妃賽瑪噶這個歷史人物分析吐蕃時期藏族婦女的社會地位。文章認為像賽瑪噶這樣優秀的上層婦女雖然為吐蕃的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后期史書對其并不重視，松贊干布時期的相關規定中也有歧視婦女的條目，說明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

在對外關系及其他民族研究方面，主要是吐蕃與河隴、西域民族的關系。高瑞、李吉加、貢保草在《吐蕃統治時期蕃漢文化互動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吐蕃統治河隴時期與當地漢族居民的文化關系進行了研究。文章認為，吐蕃占領河隴地區后，當地漢文化仍然保持相對完整，而吐蕃移民的增多使得雙方的交流機會增加，相互通婚的情況變得多見，加上雙方都共同信仰佛教，這些都為蕃漢文化實現良性互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當時蕃漢文化互動的內容包括相互之間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制度文化的借鑒和相互影響、服飾文化的交流、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創造的敦煌藝術。至于蕃漢文化互動的特點，作者認為主要體現在兩種文化不同的地位、互動主體集中在社會階層的上層、交流更多集中在文化體系的表層方面等。

卡崗·扎西才讓的《吐蕃時期西域（新疆）文化考察記（五）》（《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繼續對新疆的藏文化進行考察。作者在該文中主要介紹了在烏魯木齊、焉耆、庫車的文化考察過程，其中既有對地方博物館收藏的文獻、簡牘、唐卡等的介紹，也有對唐代吐蕃與西域諸民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的回顧。

夏吾李加在《從文獻考辨“va-zha”與吐谷渾的族源問題——兼論月氏的關系》（《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中，根據大量藏文文獻，對藏文史書中阿夏（va-zha）一詞的理解、地望、種族進行了分析，從而指出阿夏并不單指吐谷渾。作者認為，藏文古籍中很早就有阿夏一詞，而吐谷渾是后期由遼寧遷移到西北地區的鮮卑慕容氏，所以阿夏不是指吐谷渾，兩者出現的時間不同。另外，諸多藏文歷史文獻也把阿夏和吐谷渾分開記錄，也沒有說明兩者同源，因此很難把兩者當作一個。從相關史書的記載來看，阿夏活動的地域主要在今新疆東南部、甘肅和青海西部、西藏那曲一帶，在鮮卑慕容氏遷移到此之前是月氏活動的區域。從古語音來看，月氏和阿夏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因此可以說阿夏和月氏有非常緊密的聯系。關于阿夏的族源，作者認為該氏族來源于古代藏族四大姓氏之一的塞，由阿夏分化的噶等最終分散在高原各地。

另外，本年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吐蕃史論譯集》（嘎藏陀美著）是一部吐蕃歷史研究論文的藏文翻譯集，作者翻譯了一些藏學家研究吐蕃歷史的主要論文，如王堯的《新疆藏文簡牘考述及釋例》、陳慶英的《試論贊普王權與吐蕃官制》、蒲文成的《吐蕃王朝歷代贊普生卒年考》、巴桑旺堆的《吐蕃史研究中幾個定論質疑》、尕藏加的《聯姻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作用》等，對研究吐蕃贊普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宋

本年度關于宋代的研究雖然較少，但與去年相比還是有了一些起色。首先還是唃廝啰研究。華多太的《試論加入居民與唃廝啰的關系》（《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根據青海循化民間流傳的一段傳說，對當地居民與唃廝啰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該傳說雖然篇幅不大，但寥寥幾句基本涵蓋了加入居民的來源、族屬、地域以及發展過程。從該傳說的內容來看，當地居民在論及自己的祖籍、族屬、地域、姓氏及后期的發展等內容時和歷史上的唃廝啰有密切的關系，比如說都來自西藏山南，都為贊普后裔，繁衍生息的地域也基本一致，姓氏變化也有跡可循，因此可以說加入居民就來源于唃廝啰。另外，作者還由此提到一個新的觀點，即宗喀巴父系可能和吐蕃王系有聯系，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才旦多杰的《唃廝啰政權建立前河湟流域形勢》（《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唃廝啰政權建立前內部聳昌斯均、溫逋奇、李立遵三足鼎立，外部西夏黨項、甘州回鶻、宋等強鄰環繞的河湟流域形勢進行了介紹，同時探討了河湟地區與周邊民族和地區的關系。

關于西藏分裂割據時期的研究，有亞東·達瓦次仁的《班禪囊瑪崗及西藏割據時期的歷史疑難問題——訪著名藏族學者諾章·吳堅先生》（《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作者對著名藏族學者諾章·吳堅先生進行了采訪，內容主要涉及諾章·吳堅先生成長的扎什倫布寺相關歷史以及先生的學術生涯和主要成就。由于諾章·吳堅先生在研究分裂割據時期歷史方面頗有建樹，所以諾章先生對這個時期相關歷史問題做了解答，比如研究分裂割據時期歷史的主要文獻資料有哪些、應該運用怎樣的研究方法、第吾賢者和第吾覺塞是父子關系而非一人、雅采王統的地域和桑噶區域是有區別的、寧瑪大圓滿法在割據時期的傳播情況等等。

扎細·米瑪次仁的《淺析瓊布乃覺大師傳》（《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對藏傳佛教八大教派之一的香巴噶舉派祖師瓊布乃覺大師的生平進行了介紹。作者首先對相關文獻中關于瓊布乃覺大師的記載進行了對比研究，指出對大師的父母、出生地和姓氏沒有異議，但其他信息都有出入。關于出生年代有多種說法，作者認為公元978年較為可信。瓊布乃覺大師起初信仰苯教，后來才轉入佛門，先到尼泊爾學佛，后到印度。對他幾次去過印度，以往學者眾說紛紜，作者認為是三次。瓊布乃覺大師三訪印度，四訪尼泊爾，后來在藏地著書立說、授徒傳經，終成一代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