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

藏文研究元、明、清時期歷史的論著數量遠遠不及漢文，選題也相對單一。本年度，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了幾部非常重要的傳記文獻：《一世—四世達賴喇嘛傳》（阿旺洛桑嘉措等著）一書為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1391—1474)、二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的傳記。歷輩達賴喇嘛的藏文傳記或者由后世達賴喇嘛寫作（如三世達賴喇嘛、四世達賴喇嘛傳記由五世達賴喇嘛寫就），或由達賴喇嘛的經師、攝政等人寫作，記載了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東來以前格魯派上層人士對達賴喇嘛的歷史和政教地位的看法。傳記中有的還記載了詳細的歷史細節，可以補充漢文史籍的不足，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六世達賴喇嘛傳》（第司·桑結嘉措著）。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1683—1706）為西藏南部門隅地方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被迎入布達拉宮“坐床”。在布達拉宮他除終日苦學、博覽群書之外，還寫就了大量膾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詩歌，即《倉央嘉措情歌》。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司·桑結嘉措被拉藏汗殺害后，他也被拉藏汗指為不守法規、不是真正的達賴喇嘛轉世，諭令解送北京。次年，行至青海湖附近病故。本傳記由第司·桑結嘉措撰寫。

《七世達賴喇嘛傳》（章嘉·若貝多杰著，上下冊）。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為康區理塘人。9歲被迎至青海塔爾寺供養。清康熙末年在驅逐準噶爾部侵藏勢力后，迎入拉薩“坐床”。乾隆十五年（1750）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發動叛亂，駐藏大臣被害，七世達賴喇嘛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上奏中央政府，通告全藏不得隱藏兇手，緝拿、囚禁罪犯，追回被劫幾萬帑銀，保護在藏滿、漢官員及商賈，妥善處理善后事宜等，受到嘉獎。其畢生謹言慎行，生活儉樸，大力弘傳格魯派。本書即其詳細的傳記。有蒲文成漢譯本，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

論文方面，仁青卓瑪的《論安多熱貢隆務囊索及其相關歷史》（《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對掌管今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等地區政治事務的土官隆務囊索政權進行了研究。作者在考述“囊索”一詞的基礎上，分建立、發展前期和發展后期三個部分，較為系統地回顧了隆務囊索政權的發展過程，與此同時還對與其緊密相關的當地原有勢力阿哇日太吾囊索的衰敗演變、藏傳佛教寺院隆務寺與隆務囊索在當地實行的獨特的政教合一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等進行了分析。

邊珍的《仁蚌巴的“血仇年”歷史事件考》（《西藏大學學報》專刊）一文回顧了西藏帕木竹巴政權的興衰過程，對辛夏巴次旦多杰的生平做了簡單介紹，認為仁蚌巴的“血仇年”事件充分說明在當時帕木竹巴政權逐漸衰落、仁蚌巴四處挑事的情況下發生這樣的事件是歷史的選擇，該事件和宗教無關，不但使仁蚌巴和辛夏巴的矛盾公之于眾，而且為后來藏巴汗政權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本年度關于清朝藏族史研究主要由羅布來完成。專著方面，《甘丹頗章時期西藏地方史綜論：以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改革為中心》（民族出版社）一書圍繞近代西藏歷史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新政改革，較為全面地討論了甘丹頗章時期的西藏歷史，以翔實的資料闡述了歷史上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同時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丑惡行徑。書中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起新政改革的歷史背景、新政改革的實施情況以及最后的成敗得失有較為深入的分析。論文方面，《試論清朝末期對西藏的施政》（《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張蔭棠、聯豫等在西藏施行新政的背景、內容和影響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為，清朝末期西藏新政的實施，加強了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統治力度，抵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對西藏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新政在一些方面脫離西藏的實際，因此這次改革并未能促成社會的本質變革，其影響也是相對有限的。《心理嬗變與新政改革——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改革的心理考察》（《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認為，在清王朝和西藏處于內憂外患之際，十三世達賴喇嘛迫切希望西藏能夠掙脫落后的面貌，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他最初希望清中央政府能夠提供幫助，但是由于駐藏大臣的無能和清中央政府的妥協政策，不得不把求助的希望寄托俄國。當俄國不能提供相應的幫助時，他又出走印度，英國借此機會以“中立國”的身份開始滲透。十三世達賴喇嘛實施新政后，雖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變，但實質的變革仍然沒有實現。在此期間，英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也逐漸清晰，作為一直致力于挽救當下危局和實現民族自強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終于認清了形勢，把加強與內地的關系放到了首位。

其他文章，還有吉太加的《噶廈政府制度變遷研究》（《西藏大學學報》專刊）一文，分析了噶廈設立的原因，并對噶廈的機構設置和職官制度進行了介紹，最后闡述了噶廈衰落的基本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