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間文學與《格薩爾》史詩研究

如同往年，在本年度用漢文寫作的有關民間文學的論文中，除《格薩爾》史詩數(shù)量較多以外，其他體裁類依舊比較少。受到關注的有民歌、動物故事、謎語、傳說等體裁，這其中民歌方面取得的成績較為突出。

（一）民歌

藏族民歌根據(jù)地區(qū)、演唱場景等的不同有各種差異，名稱上也是如此。比如公開場合不論老少皆能演唱的歌，如贊頌歌；也有特殊場合只有部分人才能唱的歌，如情歌等等。從地區(qū)差異來說，比如名稱上在安多地區(qū)將前者歸屬于“勒”體，后者則屬于“諧”體，而這種稱呼在其他地區(qū)并不完全一致。

本年度屬于“勒”體民歌方面的研究有巴蓋措的《卓倉藏族婚俗中的婚禮歌》（《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文章比較細致地介紹了卓倉地區(qū)的婚禮儀式及其伴隨的婚禮歌，客觀上為卓倉婚禮歌保存了一份可貴的民俗學資料。著者從新娘的視角，一一介紹了《出嫁歌》、《迎賓歌》等婚禮十三個過程與所唱之歌。并分析了卓倉地區(qū)的婚禮歌所反映的文化涵義，比如多民族審美取向、佛教文化、崇尚白色和媒妁的古俗等。著者還強調(diào)，除了其中蘊含的豐富的民俗文化內(nèi)容外，卓倉婚禮歌的唱辭具有極高的文學藝術價值。

“諧”體民歌方面有韋仁忠的《天祝“花兒”與“拉伊”程式語對比分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作者運用“口頭程式”理論來分析天祝地區(qū)“活形態(tài)”的“花兒”與“拉伊”，認為口頭理論中總結的“語義程式”和“句法程式”，都能在這兩類情歌中找到相同的表述。根據(jù)兩類情歌結構上的差異，盡管它們中的程式句或程式語在位置上和數(shù)量上存在差別，但本質(zhì)上二者都擁有大量的兩類程式。這種程式的存在為演唱者提供了記憶和創(chuàng)作上的方便，同時，也給二者的進一步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能。

此外，張莉、張超的《稻城亞丁區(qū)域藏族民歌的形態(tài)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和魏曉蘭的《四川平武南坪藏族民歌特征簡析》（《四川戲劇》第4期），分別分析了稻城亞丁地區(qū)和平武南坪地區(qū)藏族民歌音樂方面的形式特征，這些研究屬于民歌曲調(diào)研究，超出了本文的范圍。但二者附帶介紹了當?shù)孛窀璧姆N類及其文化內(nèi)涵等，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