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格薩爾》

本年度關于《格薩爾》史詩的研究，主要集中關注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格薩爾》史詩藝人問題，《格薩爾》史詩的文本問題，《格薩爾》史詩的文化內涵，以及與《格薩爾》史詩相關的信仰、其他藝術形式等，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本年度在《格薩爾》史詩學界有兩件事值得銘記：首先是年輕的《格薩爾》藝人圖丹迥乃在玉樹地震中遇難（1986—2010），帶走了165部（據2006年調查）《格薩爾》史詩和包括《水滸傳》在內的無數民間故事和傳說。其次是《格薩爾》史詩研究者王興先先生去世（1936—2010），留下了難以填補的空缺。兩人的離世，是《格薩爾》史詩學界的巨大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憾事。

本年度《格薩爾》研究中最重要且值得尊敬的成績，當屬楊恩洪的論文《傳唱千年的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國際博物館》第1期）。此文總結了我國《格薩爾》史詩研究的主要成績，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視角。作者首先介紹了《格薩爾》在藏族社會傳唱千年的文化底蘊，其次介紹了《格薩爾》史詩海納百川式的開放結構，接著介紹了《格薩爾》史詩的散韻兼行的說唱藝術特色，然后闡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現的《格薩爾》史詩說唱藝人的類型與天賦，最后總結了新近出現的優秀年輕藝人的特點。作者多年來關注《格薩爾》藝人問題，近年來特別關注年輕藝人，引起了學界研究的新熱點。

本年度在《格薩爾》史詩藝人研究方面，黃智的論文《論〈格薩爾〉史詩說唱藝人》（《格薩爾研究》第1期）提出了新觀點。作者認為藝人類別的劃分不能從他們的表象和自我說辭來評判，而應該從不同藝人所掌握的版本數量、語言藝術風格和創新程度等方面加以全面鑒定和綜合考評。由此作者提出了《格薩爾》藝人的新分類或者說成為一個優秀藝人的三個階段：1.“仲偕巴”——《格薩爾》的愛好者，僅會講述一兩部故事，在家庭內部講述；2.“仲巴”——半職業藝人，比前一類會講的故事多，不僅在家庭內部說唱，還在集會上說唱；3.“仲侃”——史詩演唱家，職業藝人，以說唱謀生。這種研究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相對于過去《格薩爾》藝人研究，無疑前進了一大步。

本年度對個別藝人的特點也給與了關注，如諾布旺丹《靈動的詩性智慧——一位〈格薩爾〉藝人的精神圖譜》（《國際博物館》第1期），討論了“智態化”藝人丹增扎巴的生活經歷與創作特點?？偟膩砜?，這些論文關注新藝人，提供了新資料，得出了比較客觀的分析。

本年度關于《格薩爾》史詩文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曼秀·仁青多吉的《傳統〈格薩爾〉早期版本梳理概況》（《中國藏學》第1期）及《傳統〈格薩爾〉前三部與后兩部早期版本考定》（《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藏文版第2期），兩篇論文討論了作者判定《格薩爾》史詩的早期抄本與刻本問題，作者以其所掌握的111部抄本與刻本為基礎，依據其設定的幾道“工序”，辨別出其中的35部《格薩爾》史詩為早期版本，具有“傳統特性”，并對這些本子的異文本以及各部之間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厘清。這對辨別《格薩爾》文本的優劣和促進整個《格薩爾》故事結構的完整性方面具有新成績。李連榮的《〈格薩爾〉拉達克本與貴德分章本情節結構之比較》（《中國藏學》第1期），對《格薩爾》史詩的兩個早期版本的故事結構進行了比較。作者認為這兩個本子從總的故事結構看保持了“七章本”的共同故事結構，它們屬于同一個時期的“故事”；但從細小的結構上來看有差異，這種差異與地方文化的影響有密切關系。

關于《格薩爾》史詩的語言、翻譯方面的研究則有：王恒來的《〈格薩爾〉與印度兩大史詩的言語模式比較》（《西藏研究》第8期），文章從視角模式、韻律模式及言語結構模式上分析了《格薩爾》與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之間的不同。王治國的《民族志視野中的〈格薩爾〉史詩英譯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以《格薩爾》英譯為具體對象展開個案研究，將其置于民族志書寫和跨文化闡釋的視域之中，從現代譯論的高度對這部民族史詩翻譯過程中的具體問題進行翻譯學意義上的理論闡釋，并就民族文學翻譯的學科地位和前景做出跨學科展望。

本年度仍有不少研究者關注《格薩爾》史詩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內涵：或者討論史詩中的軍事思想和戰術理論，或者討論史詩中的原型概念，或者討論史詩所反映的古代藏族社會的婦女地位等等。其中值得學界重視的一類研究成果是，試圖通過史詩故事或人物來解釋和分析這部史詩在藏族社會中的影響。如加央平措的《關帝信仰與格薩爾崇拜——以拉薩帕瑪日格薩爾拉康為中心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此文論述了關帝信仰怎樣一步步進入藏區，并逐漸與藏區的格薩爾信仰結合成為一體的過程。論文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論證了18世紀后半葉以來藏族高僧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推動了這種信仰的轉化，最終與康區“利美運動”者奠定的格薩爾信仰的群眾基礎形成合流。本文的主旨在于討論關帝信仰，但從史詩主人公的信仰研究來說，也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角巴東主與才項多杰的《關于“格薩爾”是否歷史人物之我見》（《青海社會科學》第2期）通過對歷代藏族學者對于格薩爾的論述、藏區的民俗文物遺跡以及史詩本身內容的討論，認為格薩爾王是歷史人物，并根據上述資料指出了他的生活時代與區域。而且還列出了反映格薩爾王“歷史”的《格薩爾》史詩部本。對于格薩爾王是否存在過，如今已成為學界難啃的“骨頭”。但采用上述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肯定并不令人完全信服，相反卻能證明《格薩爾》史詩的力量。

此外，阿頓·華多太的《從“雅則紅城”分析白黃黑帳霍爾的民族歸屬》（《西藏藝術研究》第1期）選取的研究角度值得肯定。論文通過分析3個稱為“雅則紅城”的《格薩爾》史詩《霍嶺大戰》中霍爾王城堡的地名遺跡，聯系藏族歷史上可能稱為“霍爾”族的幾個民族不同時期與藏族的關系，指出史詩中每個“霍爾”可能的民族屬性以及相應的民族關系有可能成為史詩的素材。史詩的成立必定吸收紛繁復雜的歷史故事，作者確立的這幾種可能也不一定是絕對的，但至少可以肯定，這種研究對于史詩內涵的挖掘來說是有益的。

本年度還有不少論文討論了《格薩爾》史詩的口頭性、語言結構、敘事模式等方面的問題。另外，也有不少論文討論了《格薩爾》史詩的相關藝術形式如唐卡繪畫、石刻藝術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詳細介紹。

此外，俞菀的《試論原型理論的文學解釋力——以藏族民間文學中的動物崇拜原型為例》（《浙江社會科學》第1期）以藏族民間文學中的動物崇拜原型為例，分析探討原型理論解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時的局限，并根據藝術人類學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出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本源問題的探究，不能脫離具體作品及其產生的文化情境。